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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是应采用文学研究方法的，但其中涉及文献与历史的若干的狭小问题却是要用考证方法才能解决的。这种新的考证方法形成于二十世纪之初，它是国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曾被称为科学方法。1926年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发刊词》里即宣称：“我们的研究主旨在于用了科学方法去驾驭中国历史的材料。”当时新派国学家们提倡的科学方法，体现了新的学术思潮，它是西方实证方法与中国传统考据相结合的一种方法。 晚清时期，严复将英国近代哲学家穆勒？斯宾塞和赫胥黎的著作译介入中国。这些哲学家属于实证主义者，他们发展了培根以来的实证精神，将观察、实验、比较、归纳等自然科学方法引入社会科学，强调对客观现象的研究，而且认为科学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新的重要的方法。严复认为由对现象的观察、实验，经过归纳而寻求规律，再于实验过程中检验，最后形成定理，这种实证方法促使了近代西方科学的繁荣昌盛。实证方法的引入给中国学术界带来新的风气，掀起了一种新的思潮。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又将二十世纪初西方实证主义的分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介绍到中国。实证主义以疑问为科学研究的起点，突出探索问题的重要意义。胡适主张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其科学方法即来源于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他于1928年谈治学方法时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此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傅斯年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引入并阐发了西方近代历史语言考据学派即史学的实证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此派创始人为德国史学家兰克，他要求对历史事件中有效因素的考察，在精确之上求整体的理解；对细节作深刻的富有穿透力的研究，特别强调搜集材料和辨伪，以完成坚实的考据。傅斯年发展了历史语言学派的观点，认为“科学研究中的题目是事实之汇聚，因事实之研究而产生个别题目”，“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是科学的研究。胡适和傅斯年所提倡的科学方法都出自西方实证主义，他们注重材料的占有和细密的考据，而且他们都认为清代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与西方科学方法的精神是一致的。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戴震、江永、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钱大昕等以考据见长，表述朴实，被称为考据学或朴学，梁启超则称之为清代学术的正统派。他们治学主张凡立一义，必凭证据；选择证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反对隐匿或曲解证据；罗列同类事项进行比较；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显然国学家们在解决中国文献与历史上的若干狭小的学术问题时，西方实证主义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必须采取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这二者的结合构成了一种适合中国学术研究的科学的考据方法。胡适发起的整理国故，顾颉刚开创的古史辨，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它们在性质上都是国学研究，而国学研究实即新的考据学。1924年郭沫若在《整理国故的评价》里，称“考据家或国学研究家”，“国学研究或考据、考证”，是将二者等同的。1941年蒙思明发表《考据学在历史上的地位》，深感由于国学运动的开展，学术界特重考据之风。他说：“学者们高谈整理国故，专崇技术工作，使人除考据外不敢谈史学。评文章的以考据文章为优，倡学风的以考据风气为贵。”这亦表明国学与考据的关系。 国学研究具有综合的性质，它的对象是中国的哲学、经学、史学、文学、语言学、地理学等学科中的文献和历史的狭小的学术问题，其成果是这些学科研究的基础或事实的依据。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例如作家生卒年问题、作家事迹考、文学典籍的版本源流、作品的年代与真伪、作品系年、作家交游、文学史公案、作品的文字训诂、韵文的声韵、专门术语考释、作家遗事辨证等等狭小的问题，均属于国学研究，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研究工作的内容。我们研究这些问题，是只能采用考证方法才能解决，或者说只能采用国学研究方法才能解决的。科学的考证方法在我们研究国学和古典文学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即它在方法上有着普遍的指导作用。它由怀疑、问题、假设、立说、求证和推断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思维过程，亦体现为一个研究过程。 学术的创见大都是从怀疑开始的。当我们阅读古代作品原典，或查阅某些文学史料时，发现它们与传统的定论或当前的成说存在矛盾，于是产生了怀疑。我们读《诗经》最容易发现汉儒的《诗序》与作品内容的背离，如以为《关雎》是赞美“后妃之德”，“乐得贤女以配君子”，而朱熹竟以为“君子”是指周文王，“淑女”是指文王之后太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