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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作为民间风俗习惯的历史传承，是一种时空文化的连续体，时间上的一代一代沿习和空间上的横向播布，既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又极大地影响了各民族生产和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讲，民族意识的深层结构，正是在这种丰厚的文化背景上形成的。我们看到在民俗学研究不断深入的今天，和传统的民俗学研究相比，它的领域大为扩展，几乎深入到民族生活的各个领域。诸如物质民俗的居住、服饰、饮食、生产、交通、工艺制作等民俗；社会民俗中的家族、亲族、村落、民间职业集团、岁时节日、人生仪礼（诞生、成年、婚礼、丧礼）等民俗；精神民俗中的巫术、信仰、禁忌、宗教、道德、仪礼、游艺、体育竞技，民间文艺等民俗，都是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此外，民俗学还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有诸多联系，具有边缘学科的性质。特别是民间文艺学历来被学者们划归为民俗学范畴之内。最为典型的是英文Folklore一词，在我国和世界上作为学术名称使用时，既指民俗学，又指民间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我国兴起的民俗学研究，最初就是从搜集，研究民间歌谣开始的。这种传统似乎一直延续到现在。 实际上在社会学科领域里，无论哪一门学科的创立和发展，都要经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1846年汤姆斯（W·J·Thoms）提出Floklore这一学术名称后，各国学者根据本国实际和对民俗的不同理解，赋予Folklore以不同的含义，如有的学者认为民俗是旧时代的“遗风”；有的学者认为民俗是俗民文化的传统部分；有的学者认为民俗是退化的宗教；有的学者认为民俗是指民间故事；有的学者认为民俗是俗民（Folk）文化等。民俗学正是在这种不断深化的认识中得到发展，在同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的比较中，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民间文艺学的发展也是如此，起初民间文学被许多学者当作民俗传承现象来研究，于是民间文学自然成了民俗学的组成部分，这是客观的学科发展的事实。今天，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这两门学科已得到充分发展，并且各自的研究范围、对象、方法，理论体系越来越趋向系统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仍然将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混为一谈，势必要影响这两门学科的深入发展。因此弄清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的联系与分野，是摆在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也是民俗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需要。 从民俗学发展史来看，民俗学源于对民间文学作品的研究，这样就使民间文学作品及其理论研究成为民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外许多民俗学家对民俗的分类，把民间文学作为民俗的重要门类，就是基于这种观点，如英国民俗学家高梅（Gomme）氏主编的《民俗学概论》，将民俗分为：观念和迷信的信仰；旧传的风俗；旧传的叙事谭；民间成语四大类。其中民间文学占两类。英国民俗学家班氏（Burne）修订高梅氏《民俗学概论》，将民俗分为：信仰和行为；习惯；故事、歌谣和谚语三大类。日本民俗学创始人柳田国男将民俗分为：习惯（生活技术）；口碑（语言艺术）；感情、观念和信仰三大类。在我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民俗学的研究一直未脱离对民间文学的研究。这说明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从一开始就结下渊源关系。 造成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互相粘连的第二个原因是长期以来民俗学家和民间文艺学家们将民间文学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民间文学的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直接的人民性等特征决定它与作家文学的区别，而带有许多民俗的特性。在对民间文学作品的研究中，除强调它的文学特征外，更重要的是强调它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的联系，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两门学科概念上的混淆。 形成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互不分离的第三个原因，在国恐怕是由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工作者队伍的合二而一造成的。我国的民俗学宝库是极其丰富多彩的，但从来没有一支专门的队伍去开发它、研究它。解放前，除少数几位民俗学专家从事民俗学研究外，关于各民族民俗资料的调查、研究是由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们进行的，他们取得了卓著的成绩。解放后，民俗学作为一门研究民间风俗文化的科学，遭到不公正的待遇，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学问加以批判和废弃，唯有民家文学在夹缝中得以生存下来，学者们往往借民间文学论坛，阐发民俗学的余息。所以我国解放后三十多年，民俗学调查，搜集和研究的任务，实际上落在民间文学工作者身上。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于是在我国结下不解之缘。 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天然联系，是客观存在，不能否认。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民俗学并不等于民间文艺学，特别是在两门学科迅速发展的今天，如果还抱着传统观念不放，势必会影响到它们各自的发展。正确的态度是既要看到两门学科的内在联系，又要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分野。 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在我国已完全发展为两门独立学科，如果我们将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理论框架和功能加以比较就可看得十分清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