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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秋天参加一场中美双边学术研讨会，一位中方学者提交了一篇讨论《穆天子传》文本性质的论文，洋洋洒洒两万字，其实我用三句话就可以概括：第一，按照现代学者研究，《穆天子传》是一部神话传说著作。第二句话，根据《隋书·经籍志》，《穆天子传》是一部霸史杂录著作。第三句话，根据他的研究，《穆天子传》是一部小说创作。当场，有美国学者尖锐地诘问：这个结论有什么意义？就事论事地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再说，如何认识《穆天子传》文本性质及其文献价值，可能也见仁见智，争论不休。如果就这个话题引申开来，围绕中国早期文献的理解开展讨论，也许还有普遍意义。在研究实践中，我们常有这样一种感觉，研读中国早期文献，倘若从文学、史学等方面纠缠于历史文献的真实问题，通常很难取得学术共识。你说真，我说假，各执一辞，原因何在？拜读《比较神话学在中国》之后，我想，缺少当代神话学的理论透视，恐怕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书名：比较神话学在中国 著者：叶舒宪、谭佳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丛书名：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出版时间：2016-03-01 一、从口传到抄本文献的诸多争论问题，现代神话学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理论视角 1．关于早期文献稳定性与矛盾性问题 如果从殷商文字开始算起，传统文献流传至今已经三千多年。汉代以来，佞古思潮长期居于主导地位，认为现存早期文献都是老祖宗说的，老祖宗写的，老祖宗传下来的。《庄子·天运篇》中提到的“六经”就是今天看到的经书。宋元以后，怀疑思潮泛起，直至清初，很多资料得到系统的整理。以阎若璩为代表的一批重要学者发现，像《尚书》这样的早期文献，其中有很多记载相互矛盾，有必要进行清理，甚至提出质疑。十九世纪末，疑古思潮甚嚣尘上，与此前的疑古之风遥相呼应。俄国汉学家王西里（V．P．Vasiliev，1818-1900）《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年出版，圣彼得堡国立孔子学院2013年中俄文对照出版。全书330页）认为，除《诗经》、《春秋》外，现存先秦典籍多数是汉代产物，甚至更晚。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提出十二种辨伪的方法，也将很多先秦以来流传的典籍列入伪托之作。类似这样的观点，左右学术界将近一个世纪。这些论证无外乎在强调说明，中国早期文献具有极大的变异性。所谓原始文献，是一个没有依托的概念。最近三十多年，地不藏宝，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中国早期文本文献的传承相当复杂，梁启超提出的辨伪方法，大多数站不住脚。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所有的出土文献，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学术史的面貌。即便是甲骨文的出现，也只是证明了司马迁所见史料比较确切。这充分说明，中国早期文献确有其稳定性品质。 当然，这只是中国早期文献的一种形态，其不确定性、可质疑的因素依然大量存在。譬如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就常常自相矛盾，有些场面的描述更像小说，甚至可以这样说，早期的历史文献，很多像小说。这也容易理解。中国古代早期文献，始于口头传播，经过漫长的流传，最后被写定。在流传过程中，制造者、接受者、传播者、阐释者各不相同，口传文献信息不断累积，不断演变，所产生的文本内容也就颇多差异。到底如何断定这些文献的稳定与矛盾？看待他们的历史意义？《比较神话学在中国》的第七章《神话历史》，就显得尤其重要，它涉及到当代新史学观念、涉及到历史与文学的边界，彼此的交融与渗透。神话与历史之间的流动关系，能使我们面对早期文献时，除了提炼其“稳定—矛盾”的对立关系，还能从权力建构正统话语的神圣化途径，以及政治的现实秩序需要来看待文献文本的形成过程。在“神话中国”的大视野下反思早期文献的神圣与世俗特质，及其社会文化功能。 2.早期文献矛盾性问题的两重因素。 从客观上说，早期的历史，口耳相传。历史的主干为经，比较粗略；后人的阐释为传，注重细节。经与传，逐渐合流，便形成历史。司马迁就是根据这些经与传，勾画出中国三千年发展的历史。 从主观上说，任何历史都是人来书写的。有了人，便有不同的思想。对于同一历史材料，不同的人，便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处理。平民历史学家写历史是一种写法，官方历史学家又是另外一种写法。不论是谁，站在不同的立场，对于史料就有不同的取舍，甚至是有意的遮蔽。这种现象，无处不在。文化不高的刘邦、相貌一般的朱元璋，都被历史学家描绘成龙颜“隆准而龙颜”、“姿貌雄杰，奇骨贯顶”。至于他们的劣迹，则略而不记。秦汉对于历史著述、诸子百家的控制非常严密，像《史记》这样还算比较公允的史书，东汉初年的汉明帝诏问班固，批评司马迁“微文刺讥”，东汉末年的王允也视《史记》为“谤书”，禁止其流传。蔡邕在江南看到王充《论衡》记载很多战国后期的历史故事，叹为异书。说明到了东汉后期，战国后期乃至楚汉相争的故事已经鲜有流传。 站在今天的立场推想，从战国末年列国的分分合合，到楚汉八年的血腥纷争，这里该多少动天地泣鬼神的历史故事！可惜，只有一部被刘邦认可的陆贾的《楚汉春秋》残存于世，而精华部分已被《史记》收录，其他不计其数的历史文献已经烟消云散，以致后世没有产生一部类似于《三国演义》那样的历史小说，描绘楚汉纷争，这真是一段历史的遗憾。显然，这是统治集团有意控制的结果。魏晋以后，当权者对于民间的掌控已力不从心，所以才会有三国故事逐渐流传开来，箭垛式的人物越来越丰满，多以三国故事为背景的讲唱文学逐渐成熟，最终酝酿出《三国演义》这样的历史小说登上文坛，历史与小说从此分道扬镳。历史似乎从此脱离小说，俨然以公正、真实相标榜，但在实际的历史叙述中，如前所述，由于立场的不同，对于材料的取舍便大不同，结论可能大相径庭。甚至在同一叙述者的著作中，也会常常有前后矛盾的记载。历史著述中的这些有意无意的错误，可以说随处可见。无意的错误可以理解，由于闻见有限，根据一些主观意测充实历史文本，可能与史实相违背，而有意的错误更是不在少数。《比较神话学在中国》中“神话历史”的提出其实在提醒我们，古典立场的“史”与现代的“历史”观念根本不同，无论希罗多德、塔西陀还是司马迁、班固，其采取的都不是现代“求真”的兰克派史学立场。立足于古典，一切记录都是特定记录者立场的反映，没有所谓纯粹的真实的“史实”。比如以神话学眼光介入到历代帝王本纪，便可以发现其寻求政权合法性的叙事动机。这就为神话学介入史学提供契机，神话学理论是理解历史记忆、走向历史深处的一条有效途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