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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跃进]走进上古神话历史(3)

http://www.newdu.com 2017-11-07 中国民俗学网 刘跃进 参加讨论

    近日,文学研究所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联合举办了一场名为“文学与文化:传统与现代”双边学术研讨会,又触及到上述这些话题,与去年秋天我参加的中美双边学术会议的某些论题不谋而合,譬如:
    第一,早期文献的来源非常复杂,所谓原始文献的概念并不准确。从这个角度说,新发现的早期文本,未必就一定更真实、更原始,更好于传世文本。更不能简单地用新发现的文本强制阐释现存文本、乃至否定现存文本。或者说,不同的文献都是不同的文献编撰者或作者“主观赋义”的产物,需要被阐释,而神话学正是一门有力的阐释工具。
    第二,早期文献的传播途径不一,就出现了文本互文性(intertextuality)问题。所谓互文性,即同一个事件、同一个故事,在不同时期、不同文体之间,详略不同。这种情形在秦汉以来的文献中司空见惯。《吕氏春秋》、《淮南子》、《列女传》、《新序》、《说苑》,乃至《西京杂记》等,譬如同样是王昭君、毛延寿的故事,笔记和诗文的记载就各不相同。神话记录尤其表现出这样的特征。西方神话学的文本细读、结构主义阐释等方法论,应该能为我们理解这些文本互文性提供新的理解思路。
    第三,即便是同一本书,里面的记载也可能前后矛盾。先秦诸子,如《商君书》、《管子》、《晏子春秋》、《荀子》、《韩非子》等,集部文献如《诗经》、《楚辞》等,虽多有作者冠名,很难说是单一作者完成的。很可能是很多作者集合完成的作品。因此,对于早期文献,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某种思想就是作者的思想,只能是一个时代,或者某一地区的思想。而对集体意义、集体表象的关注及研究方法,正是神话学的学科特长所在。这些研究方法在《比较神话学在中国》的第一章中有介绍,若古代文学研究者感兴趣,完全可以顺流而下,充分运用这些新的研究理念,去考量一个写作群体的集体表象,从而研究其背后的文化因子,而非仅针对个人作者进行研究。这就有点像品酒师的盲品,去掉标签,作抽象的比较,可以寻找到某些蛛丝马迹,可以抽绎出新的研究问题。
    第四,要特别注意在政治、文化权力介入之后,托古改制,各种文献有可能被遮蔽乃至被篡改的可能性。譬如早期的家学、私学,还有后来愈演愈烈的经今、古文学等,为了争夺话语权而人为地制造各种所谓历史文献。两汉之际的谶纬文献,多是这个时期制造出来的。针对这些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现象,比较神话学研究,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第五,从图像和“物”的考察方面,充分利用考古学等新学科的知识视野来拓展比较神话学的研究领域。同时,这些探究又使得“神话”不再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范式研究。《比较神话学在中国》为我们展现了神话学研究的多种可能与面貌。我们知道,早期文献通常是口耳相传,人们接触这些文本的渠道通常不是通过阅读,而是通过聆听、观望来现实。因此,我们对早期文献的口头传播、表演性质就应格外重视。譬如早期的诗(尤其是乐府)、赋,还有所谓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小说等,多具有表演性质。中国文学源自口头,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又与图像发生重要关联。周秦汉唐时期的所谓“图书”,就包括“图像”与“文字”两部分;如果只有文字而没有图像,则单称为“书”。其中,有关山川神怪崇拜为内容的文献,大多是“图”与“书”相结合,如《山海经》。《山海经》本来配有“山海图”,《山海经》是对“山海图”的文字说明,陶渊明诗中就有“流观山海图”这样的句子,郭璞注中亦指出了《山海经》与《山海图》图文并茂的特质。王逸《楚辞章句》指出,屈原的《天问》原是因壁画启发而创作出来的联系当时楚国高度发展的建筑和绘画艺术,我们有理由相信,王逸的解释并非空穴来风。战国时期类似屈原《天问》中的问天、升天图像,是以各种形式广泛出现的,比如1949年在长沙陈家大山楚墓中出土的龙凤人物帛画、1973年在长沙子弹库楚墓中出土的人物御龙帛画。前一幅表现龙凤引导人的灵魂升天,后一幅则是人的灵魂乘龙升天。相当奇特的是,后图中乘龙的男子,也是峨冠博带,颇似后人描摹中的屈原本身形象。此画为战国中期所作,相当于屈原所处时期甚或更早。《比较神话学在中国》的“开拓篇”中所倚重的方法论,就很强调要结合图像、出土器物等进行研究,这也是古代文献拓展其研究维度的一个有力结合之处。
    以上便是我阅读《比较神话学在中国》一书的肤浅感受以及不着边际的联想。虽然没有结论,但是我想,有神话与传说的存在,中国早期历史的稳定性与可信度的矛盾就无处不在。与此相关联,对于中国早期历史的理解,就不能不借助于现代神话学的理论。它告诉我们,凡事都要具体分析,不能仅仅根据局部细节否定整体,也不能相信整体而忽视细节问题。当然,这只是学术方法和学术态度问题。《比较神话学在中国》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作者在全书最后一章专辟《新神话主义》,敏锐地关注到当代再造神话与文化寻根的热潮,赋予比较神话学以当代意义,这已经走出书斋,走向更广阔的现实天地。
    

    作者简介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文学评论》杂志社社长,《文学遗产》杂志主编,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中国文学卷副主编及先秦卷、秦汉卷主编等。出版专著有《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国家社科文库)、《秦汉文学编年史》、《门阀士族与文学总集》、《中古文学文献学》、《赋到沧桑——中国古典诗歌引论》、《<金瓶梅>中商人形象透视》、《雄风振采——汉代文学通览》等。论文集有《古典文学文献学丛稿》、《秦汉文学论丛》、《走向通融——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回归中的超越——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等。与曹道衡先生合著《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南北朝文学编年史》等,古籍整理有《<文选>旧注辑存》等。
    本文原载:《读书》2016年第9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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