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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几年间，由于我国对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经由多方努力，取得了成绩，谱写了新篇章。需要关注的是，这十几年是社会转型、发展急速时期，民间文学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也与之前发生了变化。在“非遗”时代，甚至“非遗后”时代，民间文学在普查、搜集整理工作上，应由“政府主导”转型为“学者主导”，保护、研究工作的方向，也应具有相应变化。本文从中国民间文艺学历史、非遗时代的民间文学发展、民间文学与国学的关系、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几个方面，探讨了民间文学研究在在当代的工作重点和使命。 (一)“非遗”时代的民间文艺和民间文艺学 为了论述的方便，首先要对“民间文艺”这个名词的含义做一点辨正。建国伊始，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宣告成立之后未久，1950年3月29日，在郭沫若、周扬、老舍、钟敬文等文艺领导人和专家的倡导下，率先在北京成立了一个文艺社会团体——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其工作内容，是对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进行“采集、整理、分析、批判、研究”。[1]理事会是由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曲艺等各方面的专门家组成的，并在理事会里设立民间文学组、音乐组、美术组、舞蹈组等几个组。“民间文艺”这个术语始出现于我国的文艺界和学术界。由于研究会包罗万象，所以被俗称为“小文联”。大约1954年前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加入中国文联，成为团体会员;而随着各文艺家协会的相继成立，分工逐渐细化，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民间音乐、民间美术、民间舞蹈、传统曲艺等的工作内容逐渐分离出去，该会的宗旨是负责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1958年，有记者向时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长的郭沫若先生提问：既然宗旨在研究民间文学，怎么理解“民间文艺”?郭沫若答复说：在中国的古典文论里，“文艺”指的就是“文学”。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会名不用改。因此，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会名一直延用下来。到1987年，许多通俗文学作家加入不了中国作协，纷纷向当时的中宣部领导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提出，成立通俗文学研究团体。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协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会决定改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并经批准。这已是后事了。所以下文中谈到“民间文艺”时，就是指的“民间文学”或“口头文学”。 新中国建国60年来，特别是“文革”后的历史新时期，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和专业人才的培养得到了高度重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过去笔者已多次写过，这里不作赘述。 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年间，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又谱写出了新篇章。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于2002年启动了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民间文学方面，在80年代搜集编纂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三套丛书，被学界称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建设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2] 之后，从2004年起，又着手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同时承担了中国史诗集成的调查记录和编辑工作，启动了“中国民间口头文学数字化工程”。国家文化部于2003年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方针下，很快在全国有序地铺开。自2006年6月公布进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起，截止到2011年6月，陆续公布了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建立起了国家、省(市、区)、地市、区县四级名录体系。国家级名录中的“民间文学”类总共载入了125项，这些民间文学项目得到了国家层面上的保护。当然，这个数字，对于全国民间文学的丰富蕴藏而言，自然是微乎其微，在国家级总名录所载的1219项中，也仅占10%强。此外，进入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文学类项目有：《格萨尔》、《玛纳斯》以及属于民间音乐的蒙古族长调民歌和甘肃花儿。 2005—2009年全国“非遗”普查，民间文学类的调查，可望对民间文学在21世纪口头流传和活态的样相进行一次跟踪式的调查采录。尽管2011年已经启动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报告》大型丛书，至今没有出版，各省详细的调查资料还没有公布(据有关材料，全国普查中所得民间文学项目的信息为344322项)，但可喜的是，我们看到，一些进入国家级和省级的民间文学名录的项目，已经编辑出版了专集。仅就我所见到的，有辽宁省的《谭振山民间故事精选》(公民县)、《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沈阳市于洪区)、《满族民间故事·辽东卷》(上中下三卷);吉林省的《满族说部》(26部);河北省的《耿村一千零一夜》(6册，藁城);山东省的《中国牛郎织女传说·沂源卷》;浙江省的《西施的传说》(诸暨市)、《刘伯温传说》(青田县)、《海洋动物传说》(洞头县);江苏省的《白蛇传精粹》(镇江市)、《吴歌精粹》(苏州市)、《沙家浜石湾山歌集》(常熟市)、以及学者周正良与陈咏超搜集记录的《陆瑞英民间故事歌谣集》(常熟市);陕西省的《长安斗门牛郎织女传说》(西安市长安区);广西自治区的《嘹歌》(苹果县);等等。 但这次普查也有不无遗憾的一面。民间文学如同其他类别的“非遗”项目一样，强调整体性保护，意在保护民间文学的口述传统和传承的生态。而民间文学要保护的，与传统戏剧要保护是主要剧种不同，主要应该是通过讲述者(或演唱者)讲述或演唱的作品。《非遗法》“总则”中有“保存”的条文，是与“保护”并举的一种保护方式。“保存”在民间文学领域里，可以理解为将民间文学的口述文本记录下来，并将记录文本发表或出版，使更大范围的读者可以阅读，从而延续它的生命。然而，到目前为止，进入国家级名录的125个民间文学项目，绝大部分保护单位都没有向社会公开提供出新世纪十年的新记录的文本来。近年来，我有幸两次参加文化部组织的“非遗”工作督查组，先后走了几个省很多县市，但在民间文学的调查采录上，只有一个县的调查材料令我满意，这些参加调查的文化工作者是一丝不苟地按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公布的《普查手册》的规定去做的。其他的地方，我没有看到调查者提供的新世纪民间文学活态流传文本的翔实记录。故而，研究者们也就无从对21世纪的普查材料与20世纪80年代搜集记录的材料做出对比研究，更无法从中得出民间文学的传承在现代化的条件下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的结论或判断。作为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之一的《民间故事全书》，我读得不多，仅就手头有的浏览后得出的印象是，并不是“集成”之后进入21世纪以来新搜集的、21世纪社会条件下活态流传的民间文学，而多半是从80年代民间文学集成的县卷本或编余材料中选编出来的，故而这样的出版物，显然是不能作为建构当代民间文艺学理论体系的根据的。 20世纪80年代各省在编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时，经专家们研究认定了各省当时的“常见民间故事类型”，数量有十几个、几十个不等。笔者曾对每个大区选一个省作了统计，辽宁省27个;北京市15个;陕西省17个;浙江省30个;四川省12个。二十年后的今天，这些“常见民间故事类型”的命运怎么样了呢?无从知道。全国各省的常见故事，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据我粗略地统计，只有“牛郎织女传说”、“梁祝传说”和“烂柯山的故事”三个，其他几百个常见民间故事，包括早已进入美国学人汤普逊编制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或美籍华人丁乃通编制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均列入的毛衣女故事(天鹅处女故事)，在许多省市流传甚广的《田螺女的故事》等等，都没有进入国家级名录。是消失了?还是没有调查发现、没有搜集、没有提供出来?不得而知。 记得2000年9月，笔者在江苏省第五次民间文艺理论研讨会上发言时提出了“后集成时代”的概念和“民间文艺学应是现代学”的观点。[3] 今天看来，民间文学已经进入了“非遗时代”，甚或已经进入了“后非遗时代”。所谓“非遗时代”，就是指接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理念，并以现代化条件下发生了或发生着巨大变化的民间文学材料的基础上，正在建构新的民间文艺学的时代。这是一种适应时代的调整，其最重要的一点，表现在“非遗时代”的民间文学的搜集与研究，应该把更多的力量转移到面向全球化影响下的这个新时代的民间文学上，亦即面对、记录、研究、阐释当下社会中老百姓中流传的民间文学的活态样相，亦即探求和阐释民间文学的新样相所展现出来的、或隐藏在背后的与民间文学的发展演变相关的社会的、文化的、审美的因素或动因。当然，强调民间文艺学要适应时代的要求，回答新世纪提出来的新问题，并不是说，可以忽视基础研究和传统社会中保留下来的民间文学的研究。 “非遗时代”对包括民间文学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针是“政府主导”。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一个有“文化自觉”的政府，有权力和有能力采取种种可能的措施，对民众中流传的活态的民间文学进行保护和保存。但如果做深度的学术反省，近十年来的“非遗”保护，对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以及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建设，则进展得并非顺利。至少缺乏运用科学的方法调查和采录到的21世纪最初十年间在民间以活态形式存在和流传的民间文学的记录资料。而这十年是一个社会转型、发展速度最为急速的时代，民间文学的嬗变在许多地区超出了想象的常规，从前辈继承下来的民间文学，要么加入了大量的新的时代才有的新的思想和要素，要么以新的价值观代替了过去时代的价值观，以新的审美观念审美情趣代替了过去时代形成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情趣。总之，时代的变迁促使民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可是，我们的文化干部却没有能够在剧烈的时代变迁中记录并提供出变迁中的民间文学的活态资料。如果允许做一个预测的话，那么，“后非遗时代”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也许要从现在的“政府主导”转型为“学者主导”，加强学者介入的程度。此前几年来，学者深入田野，以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采录，已经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如江苏省文学研究所前所长周正良和北京大学教授陈咏超合作调查采录的《陆瑞英故事歌谣集》(2007)、辽宁大学江帆教授多年跟踪调查采录的《谭振山故事精选》(2007)、沈阳市于洪区文化馆采录整理的《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2009)、北京大学教授陈连山和湖北省丹江口市文化干部李正康搜集编订的《武当山南神道民间叙事诗集》(2009)、辽宁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夏秋主持的《满族民间故事•辽东卷》(2010)、余未人执行主编、杨正江·紫云县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亚鲁王》工作室搜集整理翻译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第一部(2011)、靖一民著《口头传统新档案——民间故事的录音整理与记忆书写类比文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等。要声明的是，这些例子只是笔者读到的。专家学者“主导”民间文学的保护，看来并不现实，但他们却可以专心致志地、抛开世俗的利益链一类因素的影响，有选择地去进行若干选定的民间文学调查搜集，冷静地做学理性的研究，从而为建构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或添砖加瓦、或建构大厦。在这样的社会的和学术的环境下，学者主导或参与指导所作的民间文学田野调查和采录成果，将留下21世纪中国民间文学的一些重要项目的活态样相。多一些这样的记录文本选集，将理所当然地为“现代学”概念下的民间文艺和民间文艺学的构建做出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