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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建设中国特色民间文艺学 在我国，民间文学的研究起步是比较早的，差不多与世界同步。蒋观云于1903年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日本横滨)第36号上发表的《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被认为是目前我们知道的我国第一篇论述民间文学(神话)的文章。20世纪初，许多文化革命的先锋人物，以蔡元培、胡适、刘半农等为代表的北京大学的教授们，以茅盾、郑振铎等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的作家评论家们，以北京的《晨报副镌》、上海的《妇女杂志》等报刊为代表的文艺编辑们，都先后大力关注、提倡、呼吁、重视和研究民间文学。可以说，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我国的民间文学搜集和研究，就已经进入到现代学术层面了。稍后，1925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在推动我国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上也成绩辉煌。20年代末在广州，30年代在杭州，40年代在大西南、在延安等解放区、在上海、在香港，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建国后，民间文学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成立了专门的民间文学搜集研究机构，专业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搜集记录和出版了数以千计的民间文学材料，大约30余种各种类型的研究著作，作为与文人文学并行的另一个系统，民间文学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初步建立起了中国的民间文艺学理论体系。 改革开放新时期，特别是80年代以来，民间文学和民间文艺学在批判了“左”的和庸俗社会学的干扰，从单纯的文学方法中走出来，在多学科和多种方法的参与下，在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方向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诚然，民间文学与原始信仰、原始艺术以及漫长的农耕社会中形成的民俗与信仰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和影响，但民间文学毕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民众的道德观、伦理观、人生观、世界观、是非观的载体。 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登陆中国，在其影响下，国家学位委员会有违中国文坛和学坛的传统，在缺乏深入调查研究和多方协商的情况下，抹杀民间文学作为文学之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性，即用形象反映民众的现实生活、民众“发表意见”的意识形态性，以及民众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的功能，把民间文学及其研究归到民俗学之下。这种将具有意识形态特性的民间文学等同于民俗，至少在中国，是一种学术的倒退。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这种纠缠不清的关系，在中国学界讨论和争论了几十年都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由于教育界在少数人的闭门决策下，把民间文学纳入到了民俗学学科之下，作为研究民俗的资料，于是民间文学在教育部系统的学科目录里成了三级学科。这样一来，学校教育、人才培养、专题研究、学科建设等，都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和负影响。事实证明，这种闭门决策，显然是草率的，缺乏传统和国情的支持的。 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的学科设置中，民间文学则仍然保持着在文学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地位，从而造成了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一国两制”的格局。曾经集中了来自国统区的以郑振铎为代表的一批俗文学研究学者和来自解放区的以何其芳为代表的延安鲁艺的民间文学学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名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继而改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建所之初就设有“各民族民间文学组”，其民间文学学科，60年来一直是文学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据最近得到的消息，民间文学(以《歌谣》周刊和歌谣研究会为代表的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学校已经批准把一向隶属于中文系的民间文学，升格为文学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显然这是适应时代之变，带有示范意义。 再看文艺界。从建国起，在中国文艺界的现行体制中，“民间文学”就是一个独立的文艺门类，不仅最早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性群团机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全国从事民间文学搜集和研究的人员数以万计(20世纪最后25年，先后从事“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调查搜集和编纂工作的人员达200万人)，遍布于文化系统和教育系统。从2002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2003年文化部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并被列入国家“十一·五”、继而列入“十二·五”国家文化规划中，已经取得了举世触目的成就。“民间文学”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十个大类中的第一类，其社会、历史、文化价值以及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得到了包括组成“非遗”领导机构的十四个部委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在内的社会各界的重视和肯定。故而我愿意借中国文联主持召开的第六届“当代文艺论坛”(2012年)的讲坛呼吁和建议，请中国文联在民间文学的学科地位问题上发出声音，并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契机，促使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尽快恢复民间文学在文学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地位，给广大老百姓的民间文学创作及其研究以应有的地位。这无疑是建设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前提条件。 当然，建设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我们还面临着在新的社会和学术环境下多方面的努力，如资料积累、传统继承、学理研究和方法择善等的学科提升问题。 仅以我所知道的和我所经历的资料积累为例。从20世纪20年代，北大歌谣研究会所征集的上万件民间文学(主要是各地歌谣)资料起，前中央研究院民间文艺组搜集的那些民间文艺资料，……一直到五六十年代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搜集和征集的(包括许多文坛和演艺界名流捐献的)那些民间文学资料，包括当年已经经过多人参与了科学分类、并命名为“留参稿”的那些民间文学记录稿(在王府大街64号中国文联旧址的三楼，装满了329室整整一个房间那么多，甚至经历过严酷斗争的“文革”十年还保存下来的)，史诗《玛纳斯》的记录稿，青海省文联《格萨尔》的至少五六十种内部印本，中(国)芬(兰)三江联合调查的资料，……。地方上搜集的资料就更多了。我们常常羡慕芬兰文学协会的民间文学资料保管。如果我们冷静地、客观地反观我们自己的既往，我们的前辈们并不是没有有意识地进行田野资料的积累，我们的成绩甚至也许并不亚于芬兰人。可是，如今上个世纪搜集记录的这些海量的中国民间文学调查采录资料都到哪里去了?不值得我们作体制上的深刻反省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