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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建设上，我们虽然有了很大的、值得自豪的成就，出版了很多有影响的著作，包括若干选题有价值、论述有新意的博士硕士论文。但从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上着眼，则还存在着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也还有着许多空白等待我们。前文说了调查采录当代社会里的“活态”的民间文学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应该说，这是最基础性的一环。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还要整理、研究浩如烟海的古人随笔杂记和其他经典中记录和保存下来的民间文学材料，深入研究和有甄别地继承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民间文学理论遗产。在这方面，近年来，学界已经做了一些工作，至少对多年来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民间文学理论思维的观点发出了挑战，但还缺乏系统性和结构性的解读和论述。致使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对我们自己过去的民间文学研究，破的多，否定的多，无一是处，而在细致研究的基础上肯定的较少，大地上变得一片白茫茫，于是只好转向外国、乞灵于外国，形成了什么都是外国的好的倾向，于是在国际上已经盛行多年、被认为是形式主义的研究倾向，在我们这里一时间压倒了早已形成为坚固的传统的诗学的研究。 说到这里，不能不谈谈学习外国。学习外国的先进理论和方法是时代使然。民间文学亦然。我们在封闭的环境中时间太久了。闭关锁国使我们落后。问题是现在连西方的垃圾也被包装后运进国内。笔者崇尚的是鲁迅的“拿来主义”，不是什么东西都要搬进来奉为经典、尊为指南。二三十年代我们主要是搬用英国人类学派的神话学和民俗学理论，五六十年代我们主要是搬用苏联的民间文学理论。有些常常习惯于后发制人的学者，喜欢举起批判的武器。但，那是历史的必然和历史的必经之途。钟敬文先生生前曾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的民间文艺学已经走过了“描红模子”的幼稚阶段。年轻学者陈连山先生近年来曾经撰文呼吁，走出西方的阴影。如今，细细考察起来，在某些方面，我们似乎仍然没有脱离“描红模子”的阶段，我们甚至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再次陷入了跟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描红模子”的误区，一些玩弄名词术语堆砌术、建构术的“拼积木”式的文章和著作，也许作者意在显示学问的高深、眼界的开阔，其实所显示出来的食洋不化、生搬硬套的文风和学风，仍然隐隐约约地透露出，我们的学界(至少是一部分人)尚处于儿童式的幼稚中。让我们记住“走出西方的阴影”这句话，走自己的路。 2012年10月30日 (本文系2012年11月2日在中国文联举办的“第六届当代文艺论坛”(昆明)上的专题发言，发表于《民间文化论坛》2013年第1期【总第218期】，发表时作了修改。) [1] 周扬《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开幕词》，《周扬文集》第2卷第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2] 刘守华《中国民间文艺学百年足迹》《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3] 拙文《对“后集成时代”民间文学的思考》，见《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第428—441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年第2次印刷。 [4] 吕微《中华民间文学史·导言》，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5] 拙文《正确认识“非遗”的文化属性》，《学习时报》2011年10月14日。 [6] 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5年第1期《缘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