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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者从云南彝族撒尼人的民间叙事诗《阿诗玛》整理改编的历史梳理出发，认为更多的学者只是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民间文化的研究，这种研究态度形成了当今中国民间文化研究的两大取向：一是普同性倾向，漠视民间文化现象的地方性特点;一是社会进化论的线性视野，在潜意识中将民间文化看作是现代化的对立面。作者认为应关注民间的、边缘的或者地方性叙事，既是对历史和当下文化的一种实证态度，也能使不同的文化形态获得各自的生存空间，共同构建多元文化。 关键词：《阿诗玛》；叙事话语； 民间文学 一、《阿诗玛》整理过程中叙事话语的变化 《阿诗玛》是云南彝族撒尼人的民间叙事诗，被撒尼人民称为“我们民族的歌”，阿诗玛的传说已经成为撒尼人日常生活、婚丧礼节以及其他风俗习惯的一部分，在群众中间广为传唱。1953年，这部长诗由云南省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搜集，当时共搜集到20份异文，由黄铁、杨知勇、刘绮用“总合”的方法整理、加工出来，第二稿整理完成后，又请公刘参与整理，在文字上进行了加工、润色。这个整理本在1954年首发于《云南日报》，1954～1956年由4个出版社先后出版。1960年由于4个整理者中3个人被打为右派，在再版修订本(由李广田执笔修订)时取消了原整理者的署名。1979年原整理者又进行了重新修订。 《阿诗玛》的整理，采用的方法是“总合”的整理法，实际上是“将二十份异文全部打散、拆开，按故事情节分门别类归纳，剔除其不健康的部分，集中其精华部分，再根据突出主题思想，丰富人物形象，增强故事结构等等的需要进行加工、润饰、删节和补足”[1](P19)。但是问题在于，判断什么是“不健康的部分”、什么是“精华部分”，采用什么样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突出什么样的思想以组织整个叙事，其标准必然是依据当时时代叙事话语的要求。 《阿诗玛》在撒尼人民中间广泛传唱，仍然是一个活的传说，远远没有形成比较定型的讲法。作为流传时间较长的叙事诗，在长期广泛的传承过程中，必然会掺入后来各个时代撒尼人的社会生活内容，各地流传的版本很不一致，流传时间的长久与流传地域的广泛必然会导致长诗异文很多，“要整理出来一个能被所有人接受的定本实际上是做不到的”[2](P130)。在20世纪50年代的整理过程中，原来流传的长诗中的民间的暧昧复杂的因素被有意识地遮盖，而将之改造、简化为一个符合50年代时代特征的阶级斗争故事。其基本情节是：撒尼阿着底地方一户穷人家生了一个女儿阿诗玛，她美丽善良，深得父母及乡亲的喜爱，地主热布巴拉家慕名欲娶阿诗玛，说媒不成，于是用卑鄙的手段抢亲。阿诗玛的哥哥阿黑闻讯赶回，闯过对手设置的重重阻挠，救回阿诗玛，热布巴拉家向恶神崖神祷告，崖神发洪水挡住兄妹两人的归路，阿诗玛化为回声。“整理者在整理过程中有意识地以时代叙事话语作为整理标准的，这就不能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扭曲了非汉民族的历史记忆。”[2](P131)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叙事力量是强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叙事是历史实践的“铁笼”。人类从“讲故事”到“叙事”的“进步”，体现在描述性陈述推演为规定性陈述。在推演过程中，叙事者会被叙事话语中潜藏着的假设、既定的逻辑和隐讳的意义所控制。由于民族民间意识形态教育特别是民间日常话语积淀的影响，大叙事形成的话语模式，在个体对历史的认识中凝固了一套主流化的、可以清晰描述的历史逻辑。无论何时，各民族个体对自身历史经验的关注和总结，总是被纳入社会主流文化的秩序安排和统治之中的。因此即使是各民族对自身经验进行回顾时，大叙事对个人私人记忆的“阴影”仍是挥之不去。这一影响突出体现在话语对叙事者的控制中。 当民间文化的收集、整理和改编者习惯性地使用大叙事所形成的话语模式时，话语中暗含的、已凝固在整理者个体认识中的那套逻辑就控制了被整理者对过去记忆的提取，就可能对民间历史、民族个体经历进行虚构，并且以此逻辑对民间个体和社会生活故事进行归纳，操纵民间个体对过去事件的总结。 话语对叙事者(民间文化被访者)的控制作为一种权力关系，并非压制性的外在控制，而是内化于叙事者(民间文化被访者)的一种生产性的实践。这种生产性的实践亦即权力关系生产出一定的叙事话语，而叙事话语本身又强化了权力关系。民间故事被访者的讲述是一种小叙事的叙事形式，口述史对记忆的拯救恰恰以易于遗忘的小叙事来进行，目的在于从另一个视角来认识历史。话语本身对被整理者存在着控制，这其中隐含了大叙事对小叙事的权力关系。而这种被权力关系扭曲了的叙事，恰恰反映了更高的生活真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