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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方民歌集》的特点 刘半农在民歌的采集记录上，无论是他1917年8月从江阴老家北上京城沿途向船夫采录的《江阴船歌》，还是1918年由他在《北大日刊》上编定发表的148首“歌谣选”，以及1927年受蔡元培和傅斯年之命创办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间文艺组时制定的计划，都始终如一地遵循和倡导采录的真实和科学的原则。1934年在他亲自领导下于绥远(后套)所进行的民歌调查和采录及其最终成果《北方民歌集》，同样也体现了民间文学调查的科学性原则，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民歌在演唱中的原真性和特点。 1980年代由我国几家文化主要部门共同主持的民间文学集成普查工作指导文件中，对科学性的界定是，“第一，入选作品必须是真正的民间口头文学作品;第二，必须执行忠实记录的原则进行采录;第三，尽可能把与作品有关的资料同时记录下来;第四，少数民族作品翻译，应力求忠实、准确。坚决反对胡编乱造和任意增删改换，严禁伪造。”以及对各个时期、各种内容的作品“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进行科学的评定。”[14] 歌谣运动的倡导者们虽然没有鲜明地提出上述观点，但在《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中也作了相关要求：“一、字迹宜清楚;如用洋纸，只写一面。二、方言成语，当加以解释。三、歌谣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饰;俗字俗语，亦不可改为官话。四、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先由寄稿者加以甄择。五、一地通行之俗字，及有其音无其字者，均当以注音字母，或罗马字母，或国际音标(International Phonetio Alphabet)注其音;并详注其义，以便考证。六、歌谣通行于某地方某社会，当注明之。七、歌谣中有关于历史地理，或地方风俗之辞句，当注明其所以。八、歌谣之有音节者，当附注音谱(用中国工尺、日本简谱、或西洋五线谱均可)[15]。这表明，我国早期民间文学采集工作就是在先进理念指导下进行的。 刘半农先生作为歌谣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怀着对民间文学热爱的心情，以自己的术业专攻和科学的态度对其进行了采集和研究，尤其是在语言方面。他是现代民间文学采录的拓荒者和实践者，1917年8月他在北上途中，向船夫采集江阴民歌始，魏建功称“中国近代采录民众文艺之风,自先生开之”[16]，周作人在《江阴船歌·序》中也说“半农这一卷的江阴船歌，分量虽少，却是中国民歌学术的采集上第一次的成绩”[17]。至1934年绥远调查，刘先生为这个事业奋斗了一生。 如果说《江阴船歌》“分量虽少”，那么《北方民歌集》就是收获颇丰，这收获不仅是数量上的，也是内容上的。如“中华民国袁世凯，剃了辫子留胡柴(注：胡柴，即胡须也)”(归绥、凉城)、“前婚老婆后婚汉，睡到半夜登了蛋;你哭你的老婆，我哭我的汉”(萨县)、“冷弹子垒墙冰盖房，过路的夫妻不久长”(凉城)、“七层藿芦八层蒜，哪一个年轻的不嫁两天汉”(包头)、“白面揪片不加盐，人对心对倒贴钱”(归绥)、“打鱼划子渡口船，搂住妹子多心欢”(归绥)、“半夜叫门半夜开，热洞洞的盖窝(注：盖窝，俗谓被子也)钻进来”(归绥、临河、清水河、大同、阳高、山西)、“不走宁夏走陕坝，你把妹子怎扔下”(归绥、包头)、“想哥哥想的我迷了窍，头枕便壶睡了觉”(归绥、东胜、包头)，生活、爱情、时政、风俗、儿歌面面俱到，为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绥远民歌调查对那些“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也作了忠实地记录，如“羊肚子手巾两头花，一个人抱你们姊妹俩”(归绥)、“哥哥给你说好话，你把你的裤带解开吧”(包头)、“一块豆腐六两六，你把哥哥的球(注：原稿用指男性生殖器那个方言字)捉住”(归绥)、“姑娘借皂篱：嗳!为娘想吃捞捞饭，打发上十七八的姑娘借皂篱，一出门，面迎西，从南上来一个无头光棍冒失鬼;冒失鬼不说理，扳着肩肩吻了一个嘴，一把手拉在麻地里，麻叶好比纸层房，麻秆好比四个墙，脱下姑娘的红袴子，露出姑娘的好东西，左手按，右手乂，指头缝缝钻进去”(归绥)，这些富有时代感的作品，都是研究历史、文化和风俗不可缺少的材料。而这些作品，是我们在现已发表的爬山歌作品中看不到的。 可以看出，手稿中的作品是按照《简章》要求，经过认真整理，重新抄写的，除了字迹工整、格式统一外，从稿子上的不同笔迹还可以看出，经过了认真的核对和修改，这种修改应该是根据调查采录的语言和民歌的录音进行的，整理者是语言学家，在表现语言原貌上很准确。整理者在每首民歌的末尾都标注了采集地，如“妹子腰细脚又小，大年下的饺子比不了”(归绥、丰镇、包头、后套)、“宁吃一苗韭菜不吃葱，宁为个老百姓不为个兵”(归绥、包头、凉城、河曲)，通过标注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些民歌的流传情况;就作品中涉及方言字词和习俗地方进行的注释，为更多方面和更深入的研究提供详实的资料，如“一斗麦子压成面，我给媒人蒸供仙(注：供仙，即供神之馒头也)”(归绥)、“山药圪蛋煮白菜，婆婆公公就是妹妹的害(注：山药圪蛋是马铃薯，前一句表示后套人民常用之食品，后则乃既有情人，出嫁后对公姑严防之不满意也)”(后套)、“山药圪蛋家常饭，大闺女养娃娃不稀罕(注：未嫁而生子，已为习见之事，可见风俗已不堪，处女时代，便可和人相妍——恋爱，实在是不稀罕)”(后套)。 绥远调查，在遵循科学性理念的同时，在采录方法上也是十分先进的。为了取得好的效果，这次调查做了充分准备和周密计划，参与人员有语言学家和音乐家等，采录民歌时不仅记录歌词，也能记录乐谱;用录音机现场录音，使歌词和音乐有机结合，便于日后研究时能找到语言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同时在日后整理时也有可靠的依据。这种多学科人员共同参加的民间文学调查和使用先进设备进行记录，也应该是中国民歌史上的第一次。它在今天的民间文学调查中仍然是很先进的，何况当时了。遗憾的是那些宝贵的录音至今下落不明。我曾托金荣华老师和陈美玲老师在中央研究院查找，没有结果。余下的可能是，录音被带回北大并在整理手稿时发挥了作用，语音室并入社科院语言所后随行;成果整理好后，录音被参与者收藏。无论哪种，都希望它还存在，并在大家的努力下，像这部手稿一样再现。 绥远民间文学调查，可以说是上个世纪一个有组织、有一定规模的民间文学调查的范例。很短的时间里，能采录到那么多的民歌，在那个年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体现了那个时代，包括刘半农先生在内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对事业的执着精神、认真态度和先进理念，以及宽松的研究环境和良好的研究机制，让我们既敬佩又羡慕。 客观地说，《北方民歌集》在搜集整理当中也有不足之处，如缺少了调查对象和调查背景的详细记录，后期整理时没能很好的对作品进行分类，没有对此次调查及成果作系统的学术总结，这与刘半农先生的过早离世后，缺乏专业的指导有关。这一结果，给我们对这次调查进行更广泛深入的研究和学术上的借鉴留下遗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