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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经济史研究所李根蟠研究员从方法论的视角作了题为《“古今中外法”与农业遗产研究》的主题报告。他认为“古今中外法”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方法与认识路径，视野宏大、内容丰富、思想精湛，表述又那样的通俗简明，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和语言的风格。它不但适用于党史研究，而且适用于一切历史研究。“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中国农史学界整理农业遗产的实践正是体现了“古今中外法”的研究路径，即古今互证和中外(己彼)观照，具体包括文献与文物结合、“固态”与“活态”结合、继承与创新结合；人与自然结合、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结合等。 南京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顾江教授从管理学的视角作了题为《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机遇与挑战》的主题报告。他认为，农业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延续性，对于当前机遇与挑战的总结与思考十分必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面临着许多新的机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求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提供了产业支持；新农村建设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国际社会的重视和支持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提供了境外支持。同时，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也面临着许多挑战：管理体制不健全成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制度约束；社区居民流失减少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传承者；规模化生产破坏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多样性；旅游开发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威胁；投融资困难成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瓶颈。因此，需要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作进一步的思考。 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先生从文化学的视角作了题为《草原文化基因传承浅论》的精彩主题报告。虽然谈的是草原文化基因传承问题，但对于整个农业文化遗产领域的保护和传承都具有指导意义。他认为，目前草原文化亟需关注，草原文化由于未能正常参与文化的系统耦合而达到文化的系统进化，被较为强大的传统农耕文化所取代，属于日趋濒危的文化凌夷现象。其突出表现为对放牧的否定和草原土地破碎化。草原文化遗传基因就是包含人居、草地和畜群三者共生的放牧系统单元，亦即人居、草地、家畜三者共生的三位一体基本元素。放牧为草原文化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驱动力，是草原文化遗传基因的载体。现阶段应牢牢抓紧放牧系统单元这个核心，发挥草原生态系统的开放功能，逐步完成草原管理的现代化转型，实现划区轮牧。在划区轮牧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中国化的现代草地放牧管理体制，培育草原文化遗传基因的生存土壤，使草原放牧历久常新，成为草原文化持续发展的依托。 东南大学旅游规划研究所喻学才教授从管理学视角作了题为《农业遗产的保护方法》的专题报告。他认为农业遗产属于文化遗产的重要分支，其存在方式包括地上和地下的实物部分以及人类口传技艺和文学绘画等非物质部分。农业遗产的存在有三个主要渠道，即古代典籍的记载、地下的考古发现和当代的活态传承。因此，相应的保护工作也包括三个主要方面：研究古代各民族的典籍记载，并从中选择出各个时期的代表性农业遗产加以活化；将农业考古的研究成果与古代农书记载进行比较研究，弄清农业遗产的内在特点；对于有代表性的农业景观或农业遗产要进行田野调查研究，并加以保护传承。他还详细分析了自古以来农业遗产保护的六类主要方法，即图文结合法，文献并重法，辑佚复原法，实物、模型展示法，博览活化法，保护区保护法，并结合实例探讨了这些保护方法在当前的应用思路。 二、农业文化遗产分类保护研究 农业文化遗产分类保护研究一直是国内学者关注和研究较多的领域，也是本次会议探讨最多的内容。广义的农业文化遗产外延包括遗址类、工程类、景观类、聚落类、技术类、工具类、文献类、物种类、特产类、民俗类等10种主要类型。本次会议专家学者的发言涉及的农业文化遗产类型较为全面，除聚落类、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外，其它8类农业文化遗产均有涉及。 遗址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是已经退出农业生产领域的早期人类农业生产和生活遗迹，包括遗址本身，以及遗址中发掘出的各种农业生产工具遗存、生活用具遗存、农作物和家畜遗存等。中国农业博物馆李三谋《历代粮仓类文物的收藏与保护》和范荣静《存放谷物的先秦陶器考释及其保护》都从考古学的视角对遗址类农业文化遗产中的生活用具遗存进行了研究。前者对我国历史上的粮秣仓库遗址以及历代墓葬中出土的谷仓和相关的仓形器进行研究，发现此类生活用具遗存数量巨大、时代相连、延续不断，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崇农重耕的文化习俗，也说明了粮仓在古代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深重影响；后者对用于储藏粮食、汲水、贮水、蒸煮食物等的先秦陶器进行了考释，发现其以多种形态、多种方式充当了古代种植业经济的运转链条，是先秦农业文明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 工程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是为提高农业生产力和改善农村生活环境而修建的古代设施，它综合应用各种工程技术，为农业生产提供各种工具、设施和能源，以求创造最适于农业生产的环境，改善农业劳动者的工作、生活条件，包括运河闸坝、海塘堤坝、农田灌溉设施等。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尹玲玲《明清时期广济江堤筑防史论略》从历史学的角度和较微观的层面详述了明清时期的堤坝类农业水利工程——鄂东广济江堤的修防史，并对“木鹅流水之法”这一工程技术的创始、普及、传承进行了初步探究。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曹志敏《试论清代对黄运减水闸坝利害的认识及其下河治理方案》从历史学的角度对清代运河闸坝类农业水利工程——黄河、运河减水闸坝的修筑建立的河工理论基础、建立过程、历代变迁的基本概况、启放制度的形成以及启放减税闸坝给沿岸地区造成的人为自然灾害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张希涛《民国时期华北灌井推广原因、分配与绩效的考察》则从经济学的角度探究了民国时期华北地区重要的农田灌溉设施——灌井的推广原因、分配和灌溉效率问题。 景观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是具有观赏价值、但规模较小的农业设施或农业要素系统。包括农(田)地景观、林业景观、畜牧业景观、渔业景观、复合农业系统等。中国农业博物馆徐旺生《关于梯田的历史、现实与未来：问题与思考》从历史学的角度比较了几种农(田)地景观类农业文化遗产——黄土高原地区的旱地梯田(梯地)、南方丘陵地区的冲田和西南山地的高山梯田，探讨了存在的差异及可能存在的联系。华南农业大学作物学史博士后流动站周晴《“桑基鱼塘”今安在?——南海九江池塘养鱼与“桑基鱼塘”的变迁》也以历史学的视角从地理环境、池塘养鱼结构、排水结构、养鱼方法等方面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广东省南海县九江地区传统的桑基鱼塘这一重要的景观类农业文化遗产的历史变迁、系统构成以及循环生产过程中各环节之间的联系，并探讨了目前的保护困境。 技术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是祖先发明并运用的各种耕种制度、土地制度、种植和养殖方法与技术，包括生态系统优化技术、防虫减灾技术、防旱防涝技术、制肥施肥技术等。云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李伟《集雨灌溉研究》认为，20世纪以来在主要依靠修建水利工程或抽取地下水解决农业灌溉问题的背景下，集雨灌溉系统作为一种重要的技术类农业文化遗产被长期忽视，但是面对人口增长、环境恶化、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以及工程灌溉建设的资金、设备门槛以及覆盖限制的现实，集雨灌溉这一传统技术需要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借鉴水窖、梯田、地坑院、坎儿井等传统集雨灌溉系统技术并加以应用。解放军理工大学陶德臣《论英国对中国茶业经济间谍活动的主要内容及影响》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了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英国针对中国重要的技术类、物种类农业文化遗产——茶业知识技术、茶籽茶苗茶树等展开经济问谍活动的史实，认为这是导致英国殖民地茶业兴盛、中国茶业迅速衰败的重要原因。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陈超、卞粤《试论小麦移栽技术的产生及传承》从历史学的视角探讨了小麦移栽这一传统的技术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产生及传承问题。南京农业大学兽医系阮世良《最珍贵的农业遗产——唐代兽医技术进步》也从历史学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唐代畜牧业兴盛的主要原因是畜牧兽医技术的进步，并对这一技术类农业文化遗产进行了系统总结。 文献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是古代留传下来的各种版本的农书和有关农业的文献资料，包括综合性文献和专业性文献，专业性文献具体包括时令占候、农田水利、农具、土壤耕作、大田作物、园艺作物、竹木茶、植物保护、畜牧兽医、蚕桑、水产、食品与加工、物产、农政农经、救荒赈灾等。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倪根金《一个被遗忘的岭南大学农科开启者——美籍教授高鲁甫生平、著述及其历史地位初探》以历史学的视角，系统介绍了高鲁甫教授在岭南学堂(岭南大学前身)期间的工作和著述情况，并介绍了对高鲁甫教授著述这一文献类农业文化遗产的整理情况。河北大学工商学院杨学新、任会来《卜凯文献挖掘整理的现状与思考》也以历史学的视角，对“世界上关于中国农业经济最优秀、最权威的学者”卜凯先生文献的篇目和数量等基本状况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挖掘整理，并完整概括总结了这一珍贵的文献类农业文化遗产。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吴建新《略论(桑园围志)的价值与续修》从历史学的角度论述了清代珠江三角洲地区最大的、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堤围桑园围的志书编纂情况，认为《桑园围志》是清代中期反映桑园围治水思想的重要文献类农业文化遗产，将历代《桑园围志》与现存的桑园围捆绑在一起，有申报水利工程类农业文化遗产的条件。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刘芳《从(全唐诗>看唐代蚕业》从农业科技史的角度对《全唐诗》中的养蚕器具、蚕术、蚕生长过程的不同名称及养蚕的地域特征等方面进行探讨。四川省屏山县畜牧兽医局向春涛《浅议兽医古籍的保护与整理》从管理学的视角，就兽医古籍文献类农业文化遗产的整理与开发利用、整理的方法和方向，以及整理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作为基层兽医丁作者的意见与建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