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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经》为我国诗歌正源的说法始于1930年出版的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该书受胡适、顾颉刚等疑古派的影响，把羲农尧舜禹汤时代的诗歌定为伪作，一概排斥。但是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尚未能穷其源，极其致，应予修正。大量史料说明，中国诗歌的星宿之海应上溯一千年，虞舜时代的《卿云歌》和《南风歌》为中国诗空的双子座。 一 中国是举世共仰的诗国。历史之长，作品之精，数量之巨，以文字传本产生之悠久，可谓举世无双。弄清中国诗歌的源头，对于认识中华诗词之本质特点，探究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评价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 而当今流行的以《诗经》为我国诗歌正源的说法，就未免偏颇，值得商榷。 此说之兴，始于1930年出版的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该书受到胡适、顾颉刚等疑古派的影响，把羲农尧舜禹汤时代的诗歌定为伪作，一概排斥，故以《诗经》为我国诗歌的起源，解放以后一直沿袭下来。80年代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前言云：“《诗经》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最早的诗篇产生于西周初年，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叶，……自古以来‘风’、‘骚’并称。《诗经》中的‘国风’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两个典范。”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尚未能穷其源，极其致，应予修正。 以《诗经》为代表的诗歌，古代被尊为经典，地位显赫，影响巨大，但并非诗歌的起源。大量的史料说明，中国诗歌的星宿之海应上溯一千年，直到虞舜时代的《卿云歌》与《南风歌》。这是中国诗空的双子星座。 《尚书大传》云：舜将禅禹，于是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云》。帝倡之，八伯咸稽首而和。帝乃载歌：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这是一首昭示着从太古洪荒中觉醒的民族之光明的礼赞，辛亥首义后曾作过国歌。 《尚书大传》为伏生所作，他是《今文尚书》的权威，此书信而有征从未遭到质疑。另一部为王国维、胡适深信不疑的《竹书纪年》也明载此诗：（帝舜有虞氏）：“十四年卿云见，命禹代虞事。”明言是虞舜禅禹主理国事时而作的诗歌。李学勤以为，“《竹书纪年》在研究夏代年代问题上有其特殊意义。正在于它是现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学的系统”。后来经过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虞舜禅让夏禹继位的时间是公元前2070年。在此之前，虞舜还创作了一首《南风歌》。《孔子家语》卷八云：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它表达了一种人民爱物的太和气象，为历代所推崇。这首歌还见于《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史记？乐记》亦云：“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王肃注曰：“《南风》育养民之诗也。……此诗之词出《尸子》及《家语》。”《尸子》、《孔子家语》皆先秦古籍，传承有序，是胡适所推崇的典籍。 然自百年前西学东渐以来，以胡适和顾颉刚为代表的一批新锐学者，大倡疑古之风，不承认商以前的文化为信史，根本否定了尧舜禹的存在，把此前流传的诗歌定为伪作，一概摒弃，而以《诗经》当作诗歌的源头。《诗经》固然是中华诗词的光辉代表，但它只是诗国早期的一段华章，而不是其滥觞的源头。 这种错误的产生，关键在于对夏禹的真实性存在误判。顾颉刚是“疑古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古史辨》中完全否定尧舜禹的存在，认为《尧典》、《禹贡》皆伪书。然其成见太深，以致得出违背常识的错误，未免鲁莽，失去了治学的客观性。在与刘掞藜的辩论中，在大量事实面前，他只好且战且退，强词夺理。最后以“我对此并不抗辩，因为这原是一个假定”，“以上说明我所以有‘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假定的缘故’，我现在对这个假定的前半还以为不误。对于后半便承认有修正的必要了”而作结。此种强言饰非，鲁迅看不下去了，写了一篇《理水》加以讽刺： “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关于“禹”的存在与否，直到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出来以后，才算有了结论。王国维在《古史新证？第二章》举出《秦公敦铭》上有“鼐宅禹赉”，又在《齐侯镈钟》上发现有“崇崇成唐……处禹之堵”的铭文，才确凿无误地论定禹史之真实性，并云：“夫自尧典，臯陶谟、禹贡皆记禹事，下至周书、吕刑亦有以禹为‘三后’之一。诗言禹者尤不可胜数，固不待藉它证据。然近人乃复疑之。举此二器，知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这时顾颉刚才改口说：“可见春秋时人对于禹的观念，对于古史的观念，东自齐，西至秦，中经鲁宋大部分，很是一致。”这场公案才算落幕了。历史上虞舜禅让有了有力的旁证。而虞舜诗歌的真实性也应当得到承认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