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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进在《从“儿童的发现”到“儿童的文学”——周作人儿童文学思想论纲》（现收入《幼者本位——儿童文学论集》，接力出版社2011年10月版）一文中说：“周作人堪称中国研究‘儿童文学’的第一人，是他首先提出了‘以儿童为本位’的新儿童观。”这一观点颇具代表性，几乎已经成了儿童文学理论界的通行观点。 周作人在《玩具研究一》（1914年）一文中提出了“以儿童趣味为本位，而又求不背于美之标准”，刘绪源在新近出版的《周作人论儿童文学》（海豚出版社2012年1月版）一书中注解道：“此种‘以儿童趣味为本位’，与后来明确提出的‘儿童本位论’，相距仅毫厘了。”同年，周作人继而在《学校成绩展览会意见书》中说： 故今对于征集成绩品之希望，在于保存本真，以儿童为本位，而本会审查之标准，即依此而行之。勉在体会儿童之知能，予以相当之赏识。如稚儿之涂鸦，与童子之临帖，工拙有殊，而应其年龄之限制，各致其志，各尽其力，则无不同。斯其优劣不能并较，要当分期而定之。世俗或以大人眼光评儿童制作，如近来评儿童艺术展览会者，揄扬少年（十四五岁之男子或女子）所作锦绣书画，于各期幼儿优秀之作未有论道，斯乃面墙之见，本会之所欲勉为矫正者也。 刘注解道：“……（周作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以儿童为本位’的观念”，并指出： 过去论者多以为“幼者本位”、“孩子本位”是鲁迅在1919年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提出的，其实周作人五年之前就已提出“以儿童为本位”了。朱自强先生认为鲁迅的这一观点还受到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影响，他在《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浙江少儿出版社2000年版）中论述甚详。 笔者今年又细读了张心科《清末民国儿童文学教育发展史》（北京师范大学2011年5月版）一书，作者虽未在书中明确说明“儿童本位论”谁最早提出，但以摆事实的方式揭示了“儿童本位”教育观在民国初年已经萌芽、孕育。是书第二章《儿童本位审美主义的儿童文学教育》第一节讲到“儿童本位教育思潮的孕育”： 民国成立之初，就试图进行教育革新，蔡元培更是在“临时教育会议”上的演讲中指出，教育不应存成人之成见，要“立于儿童之地位”……随着蔡元培去职、北洋政府推行复古主义教育，当时所施行的仍然是成人本位的教育。这期间，偶尔也有人提出实行儿童本位的教育，如曾到美国考察教育的俞子夷1915年将“学童之地位如何”列为“现今教育上应急研究之根本问题”之一，他说：“教育之对象为何？曰为学童也。学校之设施为谁？曰为学童也。教员之日孳孳者为谁？曰为学童也。故学校内之问题，无一不与学童直接、间接相关者也。然而学校内学童之地位若何？曰当为学校之中心也。”志厚还专门介绍了“儿童中心主义”的源流及特点，并认为其主要思想为“教育学之为学，当以一般儿童之性质为其根本，而由是考察之、实施之，即谓教育教授上一切问题，不可仅从规范的、理想的之要求，而当从儿童心理之所指示以为标准是也。”1916年，耕辛在《学习法之刷新》中讨论了“教师本位与儿童本位”、“教科书本位与儿童本位”及“教授法与学习法”等不同种类的学习法，并对当时的小学教育提出了强烈批评，他认为，当时“教授法之不良，首在以教师为本位，其次在以教科书为本位”，“儿童反居客位”，“小学校实情”，既不认儿童为本位，故历代关于教授之方法，普通但称为“教授法”，而不称为“学习法”…… 以上所列举蔡元培、俞子夷、志厚、耕辛诸人提出的儿童教育观——“立于儿童之地位”、“学童之地位”为“学校之中心”、“儿童中心主义”、“儿童本位”，均在民国初年，与周作人提出“以儿童为本位”可谓共相呼应、同在其时。张心科又在书中指出，早在1915年前后，俞子夷、吴研因等人已在江苏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开展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教育，采用白话儿童文学作品进行国语教学。五四前后，杜威来华，在全国14个省市作了200多场演讲，他的“儿童中心主义”在“初等教育界里所感的影响最大”（丁晓先）。此时“儿童本位论”已经深入教育界、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领域了。 “儿童本位论”应当既是“儿童文学观”，更是一种儿童教育观。因此，民国初年从事小学语文教育的诸先生，他们反对成人本位的旧式教育，萌生了“儿童本位论”，并实施于教学课程中，才最有实际的可能。这种新观念不可能深埋于某个大人物的脑海里，然后才公布于世。任何一种思想观点的产生，都是来源于实践。这也就可以理解周作人为什么是在学校成绩展览会的意见书中，发表了个人的“以儿童为本位”的观点，因为这样才最具有针对性。 当然，正如有人指出并非周作人最早向国人介绍安徒生一样（参阅郑锦怀《谁最早向中国读者介绍安徒生》，原载《博览群书》2009年第12期），谁最早提出“儿童本位”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在大力鼓吹、实践这个学说。从整个现代儿童文学史来看，周作人无疑是立场最坚定、宣传最给力的启蒙者，而实施儿童本位教育最彻底、最长久的，或许是堪称“中国儿童文学教育大师”的吴研因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