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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了解之同情，其实和赫尔德发明的另一个术语有关，即德文Zeitgeist一词。这个词或者可以译成时代精神，应该是理解赫尔德了解之同情思想的关键词。在他看来，一个特定的时代有它特定的思想、态度、渴望和动力，一个社会就像一个有机体，有它特定的脾气。赫尔德还认为只有顺应这种脾气的历史人物才可能成功，他们的思想才可能被接受。他举例说路德改革正是因为顺应了时代精神才获得成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改革失败乃是因为时代精神反对他。所以历史学家要理解过去，就必须重新活在过去，重建过去，重新思考过去，抓住过去的时代精神。因为时代精神的复杂性，赫尔德认为历史学家必须能够有一种洞察力去认识历史上活动的人们的动机。这就需要历史学家尽可能知道很多历史事件的细节，花很大力气去搜集有关历史的事实。【63】如果了解尽可能多的事实，才可以把它们进行相互连锁的考察，从而重建过去，重新生活其中，真正和古人心息相通。这不是何炳松《通史新义》一书中评论的所谓半含玄学性历史哲学，而是十分实用的史学研究方式。这种处理历史的方式看似十分主观，但以其治学的态度而言应该说十分客观，带有一些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倾向。 而何炳松在《通史新义》中提到的所谓必要连锁一说， 应该是指赫尔德使用的德文Zusammenhange一词。对这个词，巴纳德有精彩的讨论，他认为这个词反映了赫尔德相信存在历史内在因果力量，但赫尔德也认为历史的这种内在力量十分复杂，所以可能对于历史必要连锁的完全理解是难以实现的，这才需要了解之同情，同情为目的，了解为途径。巴纳德还指出赫尔德把内在性假设的支持建立在形而上学意义的所谓一种超越性的能量上，这种超越性的能量包括所谓历史发展的第一推动（ First Cause）以及产生所有存在的核心。【64】 赫尔德描述这种所谓超越性能量的德文是Kraft一词，巴纳德把它也理解为Dasein的神圣源泉。这种关于历史起源和变迁的思想可能是所谓半玄学性质的历史哲学。赫尔德的史学思想有其内在矛盾的一面，他在讨论民族精神时从集体认同出发，强调民族、种族的文化共同性，而在讨论时代精神时则认同巴纳德所说主张时代精神由少数个人引领，但又不承认历史由少数天才创造。赫尔德并不是强调共性而否认个性的思想家，其实在他讨论民族精神时仍然强调的是个性，即民族的个性，特别是德意志民族的个性。换言之，民族精神思想的提出是针对民族个性；而时代精神的提出是针对个体个性。这仍然是他一贯以社会为有机体的思想。 结 语 民俗学、国民性的讨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对于民间、民俗的重视在于19 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崩溃，使得人们开始关注下层和民间生活。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随着清帝国的灭亡，附属于它的传统精英文化也受到怀疑，因而一些学者比如胡适和陈独秀、周作人等开始寻找保留在民间的文化，将农民阶层语言和传统理想化，寻找传统文化史上不被重视的民间因素。【65】 另一方面，周作人在日本受到日本强势文化的刺激，可能引发了他研究中国民族特性的兴趣。而这种兴趣则通过他对欧洲文学的了解接触了赫尔德的主张和思想，从而使得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因素被引入其著述之中。而近代中国学者笔下一些常见的用于如民族性、国民性、民族精神等可能均受赫尔德思想影响，大多数情况是通过日本学术转折入华，偶尔也有如何炳松等直接介绍入华。周作人在晚年所写的《知堂回想录》中，承认自己早年刚到日本时是民族革命的一信徒，信奉民族主义思想，认为民族主义必含有复古思想，反对清朝，但觉得清朝以前或者元朝以前中华未被少数民族统治前差不多都是好的。【66】他并得出结论：日本在第一次明治维新时是竭力挣扎学德国。【67】明治年间日本学习德国的氛围竟然影响到他，从而使他的撰述中出现了赫尔德的思想。 (原文刊载于《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5 期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