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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民间故事是集体创作，由于口传性，随着时间变化，故事在传播过程中也会发生意义改变，在此变迁过程中，故事的“原本意义”与其说流失，不如说是说书人有意的修改，这种意义的修改通常是改去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民俗民情，增加适合于本地的信息，并转换为方言和本地口语。比如道情的变迁，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方言演唱风格，不像舞台上的戏曲的台词有许多农民根本无法理解，从西洋引进的话剧演出体系农民尤其看不懂。在这里也可以看出口传文学与印刷文本之间的差异，口传的对象不是读者而是听众/观众，不是书面文字而是口头语言/方言，而且言语只是讲故事的工具之一，还有音乐、节奏、动作表演和身体语言，“看官”既在听，也在看。由此看来，乡村文化和书写文化相比，更多地包含着上述诸种视觉和听觉的声音文化，他们并不依赖文字，风俗传统等等都是靠故事和讲述和吟唱来传播，处理事务更不是依赖现代法律，而是道德伦理等一整套“地方性知识”。故事的歌手与听众都是故事的参与者，他们共享着大量的“内部知识”，而且存在着，特定的语境，和大量复杂的交流，互动，这是文字文本无法表达和记录下来的。赵树理提到说鼓书时说：“譬如我讲一件北京的事情，用我的北京话、北京调子、北京人、北京的背景，这就显得特别的亲切，就非常容易收到更大的宣传的效果”[46]。在延安文艺中，阶级和革命话语正是 “翻译”为特定的地方性知识，才有效地得到播散与认同。今天我们能理解农民读不通书面文字，但却无法理解那是的乡村农民听不通“普通话”，听不懂舞台上话剧一类的台词。因此，“接受不了光说不唱的话剧等艺术，每逢剧社进村，农民的第一句话就是’有唱没唱？‘要是’有唱的‘，他们便喜悦”[47]。正如在说书改造中旧艺人对下乡干部说：“你们有学问的人，可以做枝子”，艺人可以做“叶子”和“辞”[48]，意思就是艺人负责地方性的“修辞”。如有的道情则完全用方言来演唱，包括唱词的韵脚并不是以汉字而是以“方言”来压韵，其声音的传播形式，对动员不识字的农民来说，更为有效。比如说书中的“说端详”、“面前存”、“马能行”等等，从书面语言来看，它是不通的。但是由说书人唱起来，民众却一听就懂。因此，毛泽东在听了韩起祥的说书后，认为好就好在“群众语言丰富”[49]。 书面文字和口头文学的另一个重要差异在于重复，而文化的灌输恰恰需要不断重复，这可以看出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在意识形态宣传上的优劣。书面文学是反对重复和拖沓的，这是现代文学产生后对书写个性的要求，在现代文学看来，没有个性的文字是低等的文学，读者也不接受重复的文字。诗歌尤其如此，特别强调书写个人内心的隐秘感情。我们可以将书面修辞最早可追溯到拉丁文法，书面文学多在产生教士和有闲阶层，在寺院中得到培养，欧洲现代小说的起源也是为了满足孤独的中产阶级家庭妇女的个人阅读，而口头传承的负载者是一些不识字的人，就难认难学中国汉字来说，尤其如此。民间的说唱文学，因为是根据程式即兴编写唱词，会出现重复吟唱，可是就像音乐的重复一样，观众不觉得累赘，厌烦，相反会在旋律的反复吟唱中感动。通过重复，记忆得到强化。而口头文学的特点，决定了每次演唱都是创作，说书人会根据观众情况因地制宜改变而非机械复述，因此每次唱本的长度不一样，这也可以说明，“传统”是在流动的。“在理解口头到书面文体的演变时，难就难在我们总是觉得书写有其优越性。我们不假思索地认为，书面文体总是高于口头文体，而且亘古如此”[50]，洛德批评了我们对文学的等级观念。通过说书艺术的吟唱，平白的书面语会立刻生动起来，化腐朽为神奇。老舍说： 细考究起来，鼓词中的文艺价值和音乐价值至少是平分秋色的。假如我们把京韵大鼓之王刘宝全的段子细读一番，我们便发现了其中有许多不通的句子。可是，经他一唱，这些不通的句子也能博得满堂彩。听众只顾欣赏他的行腔与喉音，而忘了字句的不通。这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因而各处的艺人都能以并不精美的词句吸引住听众。因此，一段好听的鼓词并不见有好词句，而好的词句若无有妥适的音乐配合，这也未必能叫好。在我的经验里，我每每把一段鼓书只写得很平顺，只合乎规矩，而毫无精彩之处。可是交给艺人一唱，艺人却能把它唱得相当美好。这使我感到，纸上的鼓词与艺人口中的鼓词仿佛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了[51]。 所有这些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不能再以等级化的标准来看待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或者以等级观念来看待“优美文学”和“粗俗文学”，我们发现，很多现代文学作品正是“翻译”成了地方话语，如当年田间《赶车传》正是经过赵树理改写成《石不烂赶车》唱本才家喻户晓，书面上看似很平的文字，经过说书人的口，并会说得津津有味。我们更不能以书面记录的鼓词来评价说书艺术的价值，比如在《刘巧团圆》中，韩起祥对陕北方言以及地方小调等地方文化符号的运用，在林山等整理出版的《刘巧团圆》中都无法呈现。在这样的印刷文本中，非物质的“声音”——方言、音乐、节奏、醒堂木声、说书人的动作、满堂的哄笑声，一句话，说书人的表演现场都没有了，本雅明所说的历史的“痕迹”和本真性消失了。这些大众文艺的文字今天看起来很“平”，甚至“毫无精彩之处”，但是当年的说书现场却那么生动。 在论述地方性知识的改造中，常常会谈论政治威权和地方性知识的对抗，或者民间不受外力干扰的自足性。我这里关心左翼文艺如何主动地将革命话语转化、翻译为有效的地方性话语，进而获得文化领导权。这种“技术”性转换有很多形式，如通过秧歌剧说书等文艺形式传播科学卫生知识以消灭封建迷信，在骡马大会这一类乡村集市上演《娃娃病了怎么办？》；再比如就是将革命话语转换成乡间伦理话语，“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简单的一句话中，陌生的“红军”身份通过亲昵的“哥哥”获得了认同[52]。我们试以韩起祥的新书《刘巧团圆》为例说明这种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