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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日本农耕民俗文化的互相影响源远流长。考察历史源流的演变，无疑是农耕民俗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而以田野作业为基础的比较民俗学研究，又是探讨两国农耕民俗文化联系与差异的一把钥匙。在对中日南方农耕民俗文化考察中，我有意选择了年中行事与农耕仪礼的课题，这种选择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我认为年中行事与农耕仪礼在农耕民俗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作为农业社会每个成员的行为规范，几乎是一种“习惯法”，对生产、生活具有约束作用。其次，年中行事，即中国所谓的“岁时节日”，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现象，它不仅体现着生产、生活中的多种文化因素，民间的信仰系统也被纳入其中，具有多种文化功能和价值。另一方面，想在田野作业的基础上，对调查所得资料进行排比，对年中行事与农耕仪礼的变迁，追究造成这种差异的种种原因。由于考察时间的仓促和访问对象的局限(如大多数访问对象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达到预期的目的也许会有一段差距，这只好等到将来有机会再行补救。 一、年中行事与农耕仪礼 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和国家，自古以来，农耕仪礼在其民俗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农耕仪礼在农业社会是一种复杂的又是综合性的文化现象，它最初怎样产生和形成？其原生形态是怎样的？由于民俗文化的流动和变异，谁也无法考查它。但民俗学的研究，特别是原始民族的耕作仪礼启示我们，使我们了解到农耕仪礼大都起源于原始的农业巫术和祭祀。中国西南地区山地民族的农耕仪礼为此提供了很好的佐证。如：在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布朗山的布朗族，20世纪50年代初，其社会形态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土地归氏族公社占有，耕作方式是原始的刀耕火种。每年到了生产季节，由氏族长将土地分给各家各户，砍树烧山，施行耕作。从选地、播种到收获的每一生产环节都要举行相应的祭祀仪式。选地时以打“米卦”的方式进行占卜；砍地烧荒时要向氏族神和村寨之神进行祈祷；在谷子生长期，请佛寺的和尚叫“谷魂”；到了收获季节，先要举行尝新米的仪式，村民们在巫师的率领下，到田间摘回谷穗，舂成新米，做成饭团先敬佛祖、寨神，再敬老人，然后才开镰收割。由此可见，农耕仪礼是伴随着农作物的生长期进行的，在农作物生长的不同阶段，通过一种象征性的手法促使作物按人们的意愿茁壮成长，以期获得丰收。同时，每一仪礼都担负着这样的功用，即完成向下一仪礼的过渡。当一个个仪礼举行完毕时，农作物的生长便完成它的周期性循环，紧接着下一循环又将开始。从这种意义上讲，农耕仪礼似乎将农作物的自然生长与人们的信仰心理统一起来，达到物我一体的境界。 农耕仪礼是农业社会在长期的经验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通过仪礼”。而它最终又和社会的另一种“通过仪礼”相联系，这就是年中行事。年中行事是日本民俗学的学术名称，在中国民俗学中称作岁时节日或岁时民俗。一年之中有许多节日，每个节日分布在一年的某一季节和时序上，相当于一项“通过仪礼”，当完成全部“通过仪礼”时，恰恰包含在年中行事之中，这说明年中行事与农耕仪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年中行事一般是指一年之中，随着季节、时令的变换，在人们生活中所形成的不同的民俗行为和传承。它既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初民社会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年中行事及其民俗。在中国，岁时民俗(即年中行事)的最初形成和古代科学技术的发明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知识的产生，直接导致了岁时民俗的形成。一年中岁时的划定是在配合农业生产和生活所进行的天象观测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此之前人们是根据自然界物候的变化来确定一年中季节的变化。古语中所说“山中无历日，寒暑不知年”正是指这种情况。游牧和狩猎民族与农业民族相比，这种差别十分显著。比如古代的蒙古族对“年”的认识是草青一次为一年。中国东北的鄂伦春族以月圆12次为一年，春、夏、秋、冬四季则以物候变化为依据。雪融化的季节叫春天，青草长出来的季节叫夏天，草木干枯的季节叫秋天，落雪的季节叫冬天。以物候变化确定年月，对牧业民族来说是适用的，而对农业民族则显得过于简单粗放。农业生产中作物的栽培有着很强的季节性，耽误农时会影响一年的收成和生计，所以农耕民俗要求历法的精确，而历法的精确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方便，同时也为年中行事规定了日期。 岁时的划定基础是时序系统。它虽然含有民俗的因素，但人文色彩是很淡的。中国是世界上古老的农业国之一，早在殷商时期就有了历法的萌芽，春秋战国时期，发明了“土圭”，并用它测定日影以定冬至、夏至，置闰月以定四时成岁的制度趋于完善，用这种完备的历法，指导农业生产，就有了可靠的依据。以天象的变化指导农业生产，是农业社会的一大特点。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天文历法知识是十分普及的，有经验的老农，常根据节令安排农事生产，绝无差错。民间流行的农业谚语，用一种简短、凝练的韵语形式，对农业生产的每个环节加以形象的记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