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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宗教信仰研究。郭永利《试论甘肃永登连城蒙古族土司鲁氏家族的宗教信仰》（《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一文，分析了鲁氏家族宗教信仰特点及其背后的历史原因，认为鲁氏家族宗教信仰是其家族得到长期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施仲军《论丽江木氏土司对宗教的兼收并蓄及其影响》（《学术探索》2003年第1期）一文，认为丽江木氏土司对宗教采取的兼收并蓄政策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木氏土司文化，其对以纳西族为主的丽江地区多元化宗教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康忠慧《民间信仰与社会记忆——对桂西壮族岑氏土官崇拜的文化解释》（《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一文，认为土司制度退出桂西历史舞台后，岑氏土官崇拜于是逐渐固化为桂西壮族族群认同的一个符号和象征。 其四是土司土舍个体的研究。滕新才《三峡巾帼秦良玉论》（《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庚晋和白墨《肖淑明：从摩梭“女王”到文化传人》（《华人时刊》2002年第10期）、张佐《彝族土司学者高奣映》（《今日民族》2004年第4期）、李济洲和马兆铭的《抗日土司线光天》（《今日民族》2005年第6期）、赵燕翼《敢与皇帝抗争的土司女儿——明代甘肃第一美女轶事》、刘学洙《奢香政治眼光与西南大局稳定》（《当代贵州》2006年第19期）等文，运用个案方法对土司土舍个人行为进行了研究，这对于展示土司与土舍的生活方式有所俾益。 四、土司政治文化互动研究 土司政治文化互动反映了土司与中央王朝之间以及土司与土司之间的动态关系。李干《元代西藏（吐蕃）土司制度探析——元朝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方略研究》（《中南民院学报》2002年第1期）一文，认为元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施行土司制度，设置适合于西藏地方自治性的管理机构——土司制度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且对后代有很大的启示。赵心愚《和硕特部南征康区及其对川滇边藏区的影响》（《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一文，认为和硕特部击败木氏土司对川滇边藏区产生重大影响，大批被迫迁徙的纳西人回到丽江等地，使该地区民族关系和民族分布出现重大变化等。黄彩文《澜沧卫的设置及其在永胜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一文，提出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是明王朝为了加强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统摄金沙江上游一带的土司地界而设置在北胜州（今永胜）的军政合一的政府机构，它客观上推动了永胜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周琼《从土官到缙绅：高其倬在云南的和平改土归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一文，对雍正初年云贵总督高其倬抓住时机，采取适当措施，用和平的方式完成对云南土司改流、将其妥善安置，使之转变成为封建地主阶级中的一员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高其倬对促成边疆民族土官到封建缙绅的历史转变起了很大作用。胡绍华《李定国实现联明抗清的原因分析》（《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一文，认为李定国能够实现联明抗清的原因主要是他在黔、滇民族地区采取了联合各地土司头人和少数民族人民共同抗清的政策。马玉华、齐逾《国民政府对云南土司的调查》（《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一文，系统分析了国民政府对土司的几次调查，认为云南土司的存在体现了民国时期云南政治统治的两重性特点。武莉《明清时期峨昌（阿昌）与中央王朝及周边民族关系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一文，认为明清时期中央王朝通过土司制度与峨昌（阿昌）民族上层建立的政治隶属关系，在峨昌土司倾心归附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凝聚作用。武莉、万永林《良性互动的君臣关系——明代丽江土官木氏与中央王朝关系研究》（《思想战线》2006年第2期）一文，从丽江磨些土官木氏与中央王朝之间结成的良好君臣关系着手，探讨了中央王朝对磨些强大的政治吸引力和影响力，以及磨些氏族对统一王朝的归属感和向心力。高崇、吴大旬《试论清初期对侗族地区土司的管理》（《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一文，认为清初清政府十分重视对侗族地区土司的管理，广加招徕，准予承袭，制定并施行一系列严密的管理措施，这对于稳定和巩固西南边疆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相关论文还有陈宁英《从“田旻如案”看清初民族地区法律实施的变通》（《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杨煜达和杨慧芳《花马礼：16—19世纪中缅边界的主权之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2期）、赵心愚《（格萨尔王·保卫盐海）》（《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王世丽《论蒙古族入滇的历史贡献》（《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等。这些论文多从土司与中央王朝之间关系入手展开探讨，对研究中央与地方的政治文化互动具有参考价值。 五、土司文化开发利用研究 随着土司历史文化研究深入，以及现代旅游业不断发展与非物质文化保护政策的推行，土司物态文化也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相关论文越来越多。主要有：黄惠昆、甘万莲《文化生态旅游景区总策划——以元阳为例》（《思想战线》2002年第5期），马艺芳《忻城土司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营销策划》（《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吴忠军、梁建峰、胡海胜《试论民俗旅游区旅游产品开发一忻城中华土司民俗旅游区开发研究之三》（《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6期），邢淑芳《对构建唐崖皇城民俗文化村的思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王晖《壮族土司文化及其旅游开发利用价值概述——广西民族文化与旅游开发利用研究之一》（《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5年第1期），东人达《酉阳土司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论证》（《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山峡石柱土司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况红玲《开发利用遵义土司文化》（《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4期）等。这些研究为政府与社会关注土司历史文化以及业内涉入土司城镇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创造了条件。 总之近五年内，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深度广度方面均有拓展。但问题依然不少，如土司区变动与军政大局变动之间的对比研究、土司历史断代研究、土司家族传统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比较研究、土司权力结构与权力运行规律研究、经费自筹的土司政府生存方式研究、土司区土地经营方式研究、土司衙署政治文化运行机制研究、土司地方行政方式研究、土司城镇政治文化研究、土司政治文化互动研究等方面，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本文原载《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6期第33～3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