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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所群英璀璨，给新中国的文学天空增添亮丽而又异样的光彩（2／4张） ■何其芳对郑振铎也成了批判对象，感到吃惊 1957年 4月6日，《文学研究》创刊。何其芳提出，要办成“专门学术性的刊物”。 4月27日，整风运动指示发布后，文学所党组织召开党内外群众座谈，欢迎“鸣”“放”，帮助党整风。 7月4日，何其芳向党支部全体同志传达党中央关于反右派斗争的指示精神。他结合不久前关于学习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的总结说，我所知识分子队伍基本上是好的。我们主要是学习，受教育。他根据文件精神，提出“批判右派，不要具体点名，要进行说理批判。”后来，把何其芳的讲话当作右倾思想，受到全所批判。 在上级党指示和群众批评下，何其芳代表所领导小组在全所检查右倾思想。经所内外群众揭发批判，有8位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荒芜、高光启、卢兴基、张国玉、高国蕃、杨思仲、霍应人、王智量）。有的党团员也受到不公正的党团纪律处分。 谁能想到右派分子中，竟然有现代文学组组长、所领导小组成员杨思仲（陈涌）。 7月下旬，《文艺报》一位副主编寄来揭发材料，说：“右派分子”冯雪峰在《文艺报》座谈会上有“现行问题”，杨思仲在会上有“大变动的前夜”等右派言论。随后，作协领导刘白羽到文学所找何其芳、毛星谈杨思仲在《文艺报》及与冯雪峰要办同人刊物等右派活动。 8月2日，文学所召开批判“右派”杨思仲大会。会后何其芳问郑振铎有何意见？郑先生坦率地说：杨思仲除了他和冯雪峰的关系外，我听不出他有什么右派言论。至于冯雪峰问题比较复杂。我在作协批判冯雪峰反党问题时，没有发言，也没有写文章。冯雪峰是我的老朋友。他叹了一口气，用他的习惯语言说：我的新朋友杨思仲怎么也成了右派？他建议不要再批判了。 不久，中宣部讨论文艺界反右问题。会前，毛星给周扬写信：杨思仲参加革命很早，是党培养的文艺干部，应该全面地看，他是一贯忠于党的，不应当划为右派。在会上，为杨思仲问题争论激烈。何其芳从延安鲁艺、马列学院到文学所，全面讲了杨思仲的情况，要求不要划为右派。刘白羽说：“杨思仲不定右派，《文艺报》就没有一个右派了。”随后，中国科学院党委通知文学所召开支部大会，宣布开除杨思仲党籍。决定一经宣布，在场的《文学遗产》主编陈翔鹤失声痛哭，表示不理解。 1958年 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文学所民间文学组与民研会积极投入收集民歌及民间文学等。 8月，何其芳、唐棣华到河南参观“诗村”。这是当地“大跃进民歌”搞典型的一个村，早已实现了“诗化”，人人做诗，天天做诗，名声很大。说要出几个李白，几个郭沫若。何其芳对这种做法表示怀疑。他回所后，向所里介绍时说：这是浮夸风。 8月6日，召开第四次所务扩大会议，讨论“十一”献礼，计划出四十本书。 全学部响应中央号召，开展“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文学所专家钱钟书、孙楷第、李健吾、杨季康等受到大字报的点名批判。何其芳看到，老所长郑振铎竟然也成了全所批判对象，感到吃惊，不同意这种作法。他在所务会议上提出，对郑先生批判一周。对郑先生的学术思想批判，在10月中旬只开过三次批判会。这时，郑先生正忙于准备出国，但他还是积极参加了会议。他于10月8日召开全所大会，在会上带头作了自我批评。对钱钟书、孙楷第、李健吾、杨季康等学术批判，只限在古代组、西方组进行。 10月17日，郑振铎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去阿富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访问，后因飞机失事，在苏联上空遇难。这是中国文化界一大损失，更是我们文学所的重大损失。 文学研究所成立以来，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对正常开展科研工作十分不利。如何办所、办刊，是全所关心的大事。毛星根据他在所几年工作中的体会，1958年在总结经验基础上，曾经提出改进工作方案，受到所内同志们的欢迎。但是，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却有人把这个工作方案当作所谓“五字宪法”批判，认为这是“违反总路线的纲领”，是“毛星右倾思想的一种具体表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