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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人类学理论的影响下，当前社会史领域中的民间信仰研究关注的焦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民间信仰的角度关照传统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陈春声通过对广东樟林三山国王与双忠公信仰的研究，指出“这两个神明信仰的形成及其象征意义的转换，与潮洲地区数百年来王朝教化与地域社会复杂互动的契合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8］。赵世瑜则以明清北京城内碧霞元君与东岳神崇拜为例，探讨了民间神灵在特殊条件下与国家权力的互动互惠关系。［9］而他对明清时代北京黑山会历史的研究则又从大众信仰的角度探讨明清宦官与民间社会的关系。［10］吴建华曾经专门对清初江宁巡抚汤斌毁五通神事件进行了剖析，认为汤斌的行为与康熙推行儒学教化政策相关，但五通神的屡毁屡兴却表明了民间信仰问题的复杂性。［11］王健通过对苏州民间信仰的考察，指出明清时期国家的相关政策，使得当时在祀典与淫祀之间还存在着淫祀这一层次，其地位十分微妙，摇摆于非法合法之间，为民间信仰的存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也减少了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冲突的发生。［12］此外，类似的论文还有赵世瑜、杜正贞的《太阳生日：东南沿海地区对崇祯之死的历史记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第6期）等。 第二，通过民间信仰考察社区的发展史及其内部规则。如罗一星曾对明清佛山北帝崇拜进行研究，认为官府与商人在北帝崇拜的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前者在政治上提高了北帝的地位，而后者则是从经济上提供保证，正是两者的相互作用，使得佛山北帝崇拜“由简陋到繁缛，由亲近至敬畏，由共享到独尊”，成为了珠江三角洲主神崇拜的典型。［13］郑振满以莆田江口平原为例探讨了当地神庙祭典的发展，指出“以祭祀圈为标志的地域组织并不是台湾移民社会的特殊历史产物，而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普遍现象”［14］。陈春声则通过对樟林神庙系统的研究对常见分析框架下，祭祀圈概念被理解为“一种比较确定的，可满足共时性研究需要的人群地域关系”提出了质疑，认为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樟林神庙系统“乡村庙宇的空间格局及其内部关系，是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积淀的结果”，应该更注重对信仰空间之所以存在的历史过程和历史场景的了解。［15］而华南的另一位学者刘志伟通过对粤东沿海的一个海岛——大洲岛的乡村庙宇、祭祀习惯及村落关系等的实地考察，认为当地“以两座天后宫作为祭祀中心整合起来的十三个村落，以各村的主神庙作为中心的村落，还有围绕着各村中其他小庙形成的邻里角落，构成了不同层级的社区单位系统”，而透过这些正在整合过程中的社区将更有利于了解到社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16］钱杭通过对浙江平阳地方神庙薛忠训庙（大夫殿）的研究，认为当地对这一神明的祭祀“形成了固定的祭祀圈，和以四大基础姓为核心的祭祀组织”，“以血缘、地缘关系交叉并存为突出特征的大夫殿祭祀圈的外在形态，以与大夫殿祭祀的责任关系为根据的祭祀组织的生成原则，是使该地区在社会秩序自我调适的方式上表现出同生共存，互相联结诸特征的两个基本前提”。［17］此外，类似的成果有陈春声《社神崇拜与社区地域关系——樟林三山国王研究》（《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二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 第三，庙会研究成为了当前民间信仰研究领域一个关注的热点。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是北师大的赵世瑜先生。他先后撰文对华北庙会、江南庙会作了研究。［18］在《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研究》一文中，他认为“庙会是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与传统社会中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密不可分”，并对华北庙会的迷信崇拜功能、文化娱乐功能、商品贸易功能进行了探讨，并将西方地理学中的中心地学说应用于庙会研究中。在《明清时期江南庙会与华北庙会的几点比较》这篇文章中，他通过两者的比较认为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的经济功能要强于江南地区，而江南庙会的娱乐功能及与地方宗族的关系则要强于华北庙会。他的另一篇文章《中国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则通过对传统庙会及娱神活动中狂欢精神的考察，对“中国人把非理性的情感因素压缩到最低限度”之说提出了质疑。（注：以上论文还可以参见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年版），该书收集了作者在庙会领域的数十篇研究论文，可以被看做是作者庙会研究的一个小结。）此外，朱小田也先后著有《吴地庙会》（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和《在神圣与凡俗之间——江南庙会论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两部著作，对江南庙会作了专门的研究。在后一部著作中，他充分利用社会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和“解释”主义，通过研究指出，庙会活动是神圣中有凡俗性，凡俗中有神圣性，两者混为一体，因此，庙会兼具神圣与凡俗的双重性。 第四，祭祀圈概念的提出与应用。祭祀圈这一概念最先是由日本学者冈田谦提出的，他认为祭祀圈是“共同奉祀一个主神民众所居住之区域”，此后，给它下定义的还有台湾学者施振民、许嘉明、林美容等。［19］而在对这一概念的运用方面，港台学者则走在了大陆学者的前面，如庄英章先生便运用这一概念对台湾林圯埔地区祭祀圈的形成、发展、消亡及其与地方经济、地域组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探讨。［20］ 当然，社会人类学并非是当前民间信仰研究中的惟一理论来源，事实上，在其他一些研究中，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同样很大。在国外学者中，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中国民间信仰最负盛名的当推杨庆kūn堃（Yang，C. K.）所著《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and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1），该书被认为是西方第一部全面研究传统中国各个阶层的宗教行为的专著，有大量篇幅涉及到民间信仰问题，而且与以前著作“主要从思想和哲学角度探讨中国宗教问题不同”，它开始“将中国人生活中的宗教因素与整个社会的其他方面及其变化联系起来考察”，探讨了宗教与家庭、社会、国家等各个层面的关系。更加值得指出的是，他在该书中提出了制度型宗教（institution religion）和扩散型宗教（diffusion religion）的概念，这是两个极富创意的概念，是作者通过考察西方宗教与中国宗教现象的差异，从社会学的角度给出的一种解释，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中国人宗教信仰的特征，因此被西方众多的中国宗教研究者奉为经典。可惜该书迄今未见中译本，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