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理论研究：期待着旧梦重圆 在中国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集体精神中始终存在着两个突出的情结：一是对失去了的旧精神家园的眷念；二是对伴随现代化初期而来的精神荒漠的困惑。为了寻找民族精神力量的源泉，人们对神话这个民族精神的源头，进行了由浅入深的理论研究。 20世纪是中国现代神话学从创建到形成相当规模的时期。据马昌仪先生的意见，现代中国神话学经历了这样几个发展阶段：1．萌芽阶段（1903－1923）。这20年间西方神话学传入我国，特别是人类学派神话学家安德烈•兰、泰勒、弗雷泽的神话理论，以及以今证古的研究方法，为中国神话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武器。2．奠基阶段（1923－1937）。这时期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至今仍有影响的著作与论文，奠定了神话学的学科基础。3．拓展阶段（1937－40年代末）。由于抗战爆发，一大批学者随所在大学或研究机关迁到西南后方，他们将田野作业与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相结合，大大拓宽了中国神话学的视野，提高了研究水平。4．低谷阶段（50年代—70年代），此时虽资料搜集工作成绩不小，但理论研究上受庸俗社会学和极左教条主义的影响，在总体上无多大进展。5．新的发展阶段（70年代末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神话学生气勃勃。老一代神话学家时有新作，新起的中青年学者不断脱颖而出，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与流派此起彼伏，成果累累。（注：马昌仪：《中国神话学发展的一个轮廓》，载《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笔者认为，20世纪的中国神话学，按不同研究目的与方法，可以分为四个主要流派： （一）人类学的神话学 文化人类学是19世纪下半叶欧洲的一门显学，出现了摩尔根、泰勒、弗雷泽、安德烈•兰等大师。他们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为解释人类文化的起源、发展与演变规律，提供了有力的武器。神话作为人类早期的精神遗产，一直是人类学家最感兴趣的研究对象之一。 在中国神话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人类学的神话学派在中国似乎一直处于主流话语的地位。其研究特点，是以人类学的基本理论与比较方法为指导，来将中国神话赖以形成的文化背景复原，达到揭示神话本来意义的目的。这个流派所取得的成果非常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早期有茅盾的《中国神话ＡＢＣ》（1928），闻一多的《伏羲考》（1942）；近期的有台湾学者王孝廉《中国的神话世界——各民族的创世神话及信仰》（1987），萧兵的《中国文化的精英——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1989），等等。 （二）历史学的神话学 这个学派的特点，是以文献学方法为主，通过对古代典籍中神话资料的发掘、校勘、辨伪，再参照其它学科的成就，揭示中国典籍所载史前神话人物出现的顺序，目的是还原中国史前史的真相。它以30年代的“古史辨”派为代表，这个学派的主要成员是以顾颉刚为首的一批历史学家。1924－1941年间出版的七册《古史辨》，考究了上古一些重要人物（从三皇到燧人、伏羲、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鲧、禹等）的神奇事迹，以及这些事迹在史书中出现的先后次序，得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这样一个惊人结论，断言夏以前的古史都是神话，不是史实。他们的研究对中国传统的史学来说，是一场划时代的革命。 除了“古史辨”派外，从史学角度研究神话取得较大成就的，还有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丁山的《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1961），等等。 从神话学的角度来看，经过历史学神话学派的研究，使中国上古神话资料的混乱状态大为改观。他们在方法论上表现的鲜明中国特色，为建设中国神话学的独特体系做出了贡献。 （三）民族学的神话学 中国的民族学开创于20年代，对中国民族学发展影响较大的，一是蔡和森、吕振羽、杨堃、林耀华等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一是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功能主义民族学。这两个学派的共同特点，是重视田野调查作业。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为了解决有关民族工作的一系列问题，如民族识别、各民族的社会性质与形态、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各民族族源、族属以及他们之间的历史关系等等，民族学家们开展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其中一个重要的收获，就是对少数民族的神话的记录和研究。开展少数民族神话的调查与研究，在中国神话学的建设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一）、各民族中发现了大量的神话资料，使中国神话学的视野大大拓宽。（二）通过对少数民族神话（特别是“活”态神话）的研究，使得中国神话学一扫时间的障碍，从“过去”之学变成了真正的现代学问。 （四）文艺学的神话学 神话是一种最古老的文学，也是后世文学作品永不枯竭的灵感源泉。正如鲁迅所言：“在古代，不问小说或诗歌，其要素总离不开神话，印度、埃及、希腊都如此，中国亦然。”（注：《鲁迅全集》第八卷315页。）神话不仅为作家的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它还提供了种种概念和模式，使得批评家们能够用它们来释读某些特殊的文学作品。 本世纪以来，神话—原型批评方法在西方勃然而兴，不仅使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认识进一步深化，而且直接推动了文学创作手法的发展。在中国，神话—原型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方法，近15年来在文艺批评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对一些古典文学经典（如《诗经》、《楚辞》）的研究，到对现代文学作品（如鲁迅《故事新编》、郭沫若的《女神》、曹禺的《雷雨》、沈从文的《边城》等等）的阐释；直到对当代文学作品（如韩少功的《爸爸爸》、柯云路《人体一宇宙学》三部曲、张承志《北方的河》、莫言的《红高梁》）、文学思潮（寻根文学、新都市文学）的辨析，都有人运用神话—原型批评方法进行分析，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 加拿大著名学者弗莱指出：“文学从原始文学发展到自我意识文学的过程，显示出诗人的注意力，逐渐从叙述价值转向意义价值。”（注：弗莱：《文学的原型》，载《神话与文学》，（美）约翰•维克雷编，潘国庆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56页。）作家文学是一种具有自觉意识的创作，文学家在创作时，越来越重视作品中所包含的思想意义，这些意义不是以哲学的抽象方式来表述，而是寄寓在一些具体的情节与形象之中。因此，如何从作品中发现并解读其意义，尤其是作品中那些神话原型和故事模式的意义，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工作。在当代，一些文学家以现代文化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有意义地进行种种文本实验，对此，如果对文化人类学（特别是神话学）知识了解不够，显然不利于文艺批评的深入。 中国的神话学研究，除了上述四个主要的领域外，还有其它一些方面军。这种从众多领域对神话不约而同的关注，表明了人们对神话学理论研究在重建民族精神家园中可以发挥独特作用的共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