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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宪]精神还乡的引魂之幡:20世纪中国神话学回眸(3)

http://www.newdu.com 2017-11-07 中国民族文学网 陈建宪 参加讨论

    三、文学创作:让血脉再相连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20世纪的中国经历着社会转型的阵痛时刻,文学也经历了历史上最剧烈的变革。在痛苦的蜕变过程中,神话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最初庇荫之地,很自然地成为作家们的思想武库与灵感源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神话始终是一股有着深层影响的有力潜流。
    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中的神话化倾向,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到新时期文学,经历了由盛到衰,又由衰到盛的循环。
    “五四”时期是中国文艺创作中神话思潮的第一次高峰。当时,新文学运动的骁将们负有“破”与“立”的双重历史使命:一方面,他们打倒了以文言文为外壳、封建社会的文化价值观为内核的旧文学传统;另一方面,他们还创建了以白话文为载体,科学和民主精神为价值标尺的新文学。由于19世纪西方文学中神话化思潮的刺激,更因为新文化斗士们表达勇猛的反抗精神、热烈的创造激情以及针砭国民劣根性的需要,当时的一些著名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纷纷采用神话材料。其中,鲁迅和郭沫若是典型的代表。
    新文学的旗手鲁迅在创作中常常采用神话化素材,特别是《故事新编》中的《补天》、《奔月》、《铸剑》、《理水》四篇,完全是选取神话题材来进行写作的。在《补天》中,他通过女娲的创造活动,表现了民族精神中不倦的创造伟力;《奔月》通过羿的英雄末路,表现了战士在无用武之地时的寂寞与悲凉;《铸剑》讴歌反抗的英雄;《理水》则赞颂民族的脊梁。他的这些作品,可以说是中国文学中最早的“寻根文学”。郭沫若是一个具有强烈神话意识的诗人。他对古代神话有一种近似宗教般的崇拜,曾说:“神话是绝好的艺术品,是绝好的诗。”(注:郭沫若:《神话的世界》,《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1925年。)在他的诗歌创作中,随处可见被赋予了浓烈感情色彩的神话意象,如凤凰、天狗、颛顼、共工等等,他将自己的代表作诗集取名《女神》,反映了他对神话的情有独钟。
    除了鲁迅和郭沫若外,茅盾、周作人、郑振铎、闻一多等人也从各个不同角度,对神话产生了浓厚兴趣。据有的学者归纳,五四新文学家利用神话故事与历史传说来进行创作,主要有三种基本模式,即拯救模式、再生模式和超越模式。(注:胡志毅:《‘五四’新文学的神话意识及其流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3期。)
    “五四”以后,仍有一些作家情系神话,如郑振铎借用希腊神话故事写作的一些短篇小说,沈从文描写湘西风土人情的小说系列,吴祖光的剧本《牛郎织女》、《嫦娥奔月》等等。其中沈从文小说中运用神话素材的方式,较以前又有发展,他不是简单地采用、改编或重写某个具体神话的情节或意象,而是另辟蹊径,在诸多民间文化原型的基础上,进行一种综合性的重构和再造。在故事的表层结构之下,潜藏着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例如有的研究者发现,在《边城》中,就埋藏着求仙原型、难题婚原型和命运原型,并运用了拟仙、三角和循环三种叙事模式。(注:李继凯:《民间原型的再造——对沈从文《边城》的原型批评尝试》,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4期。)这种新的运用神话素材方法,对后来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影响。
    新时期以来,在神话学研究得到复兴的同时,文学创作中的神话化倾向由衰转盛,再次达到一个新的高潮。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之后,“寻根文学”成为一股热潮。在80年代文学界的寻根潮中,人们将寻根的尽头自然地追寻到了神话。正如有的论者所言:“神话原型的颇受关注是新时期小说的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80年代初期中国小说创作陷入了困境,……是神话原型开启了寻根作家的智慧。”(注:王轻鸣:《新时期小说的神话愿型》,《当代文坛》,1997年第2期,第9页。)
    寻根文学的一些代表性作品,如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贾平凹的《古堡》、郑义的《老井》、郑万隆《异乡异闻》等等,随处可见神话的踪迹。在稍后的先锋小说、家族小说、部落家园小说、少数民族小说与边地小说以及地域文化小说中,一个个令人难以忘怀的神话意象——白鹿、黑骏马、老井、红高粱,不仅给作品中的故事创造了一种神秘的语境,而且往往为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画龙点睛。这种对神话材料的偏爱,以及对民间文化原型的自由运用,表现了当代作家对于传统的自觉意识。
    神话母题在当代文学中的广泛应用,不是个别作家的心血来潮,而是有其内在的规律。从作者方面来看,由于创作活动既是理性行为也是直觉行为,神话作为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产物,能够给作家带来意料不到的灵感与启示。正如莫言自述的那样,他只有深入到历史的昨天才浮想连翩,写出疯狂和浪漫,一步入现代时,便想象枯涩。从读者方面来看,作品中的神话原型,能使读者获得一种独特的丰富感与深刻感,内心再次体验到人类经验的伟大连续性。
    文学是国民精神的火光。一篇文学作品,只有表达了一个国家或民族集体的信念与行为方式,表达了该民族最深处的集体情感,才能得到集体的共鸣,而神话和民俗发掘了某种集体无意识,唤配了该种族最深层的记忆和想象,自然更容易拨动读者的心弦。
    我们即将跨入新的世纪,当我们回眸20世纪中国神话学的历程时,就发现一个民族的神话遗产,就象一个甩不掉的文化幽灵。每当人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艰难险阻,他们就会像成人渴望回归子宫一样,不自觉地回到神话中,去寻求新的勇气和力量。
    今天,中国仍在通向现代化的漫漫长途上艰苦跋涉,旧的精神乐园已经失去,重建精神家园的呼唤,正响彻神州。“我们有必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一个民族的奋斗历程中,它的灵魂要不要有一种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这里指的是创造、进取、勤劳、勇敢、正义的时代精神。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应该怎样去创造它?”(注:赵永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时代精神》,载《中国青年研究》,1996年第3期,第37页。)这是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的一个严肃问题。神话是一个民族最早的精神家园,从它在中国20世纪的命运来看,在未来人类创造新的精神净土的工程中,它必然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牛加羲 
    文章来源:原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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