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在本文中，我将对“西学在中国”展开某种诠释。我的焦点，将放在民族学与社会学学科上，尤其是这些学科1920年代至1940年代间在中国的分化。 中国第一二代学科建设者，多数从不同的西方国家学到他们致力于在中国运用与推广的学科;回国之后，他们中不少人任职于其留学国教会在华设立的现代大学，也有不少在1920年代末设立的中央研究院及“国立大学”中工作。因留学国的学术传统对他们的影响是持续的，故不同学者对于学科也有着与之相关的不同认识。1920年代末到1940年代中期，诸如燕京大学的“社会学派”，与诸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民族学-民族史学派”，基于各自的留学国背景，及对于“国家建设需要”的不同认识，形成了两个具有对垒性质的学术阵营。 对垒中的学术阵营，各自都有其“中国化”的诉求，燕京学派主张的“社会学中国化”，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张的“科学的东方学在中国”，就是例证。然而，“国别化”却未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学科与其“西方原型”拉开距离，正相反，“国别化”是在与后者中的国别传统趋近过程中实现的，燕京大学的“英美派”，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德美派”，就是例证。 “西学在中国”中，“西学”不是单一的，“中国”也不是单一的，“英美”的综合产生“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德美”的综合产生“民族学-民族史学派”。学术不同阵营中的“西学”，因分化超过对话，对垒超过综合，且各自费力地引用“西方原型”来论证自身相比与对方的“更高的正当性”(而未能意识到学科定义的正当性，在“西方”也是多元的)，故未真正追求通过综合与“改造”实现“中国化”。 关键词: 民族学 社会学 人类学 南北派 中国化 民族志的社会学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