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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整体观的民族志或社会学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学与民族学之间的关系，请允许我从派克在燕京的经历说起，做一个说明。 1932年圣诞节后两天，派克离开北平前往印度。根据吴文藻的记叙，派克去了印度之后还去了非洲。 派氏去年(一九三二)漫游亚非二洲，见闻阅历之余，对人类文化之本质，大有所贡献于世界社会学者。 综上考虑，吴文藻写信给派克并请他就“中国”一题作文。派克在到访燕京之前曾经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旅行并有一个大计划要开展区域民族文化关系研究。“他对这地区的民族和文化问题发生了深厚的兴趣，印象最深的是中国”。 但曾经说过“不住上20年，谈不上写关于中国的书”的派克，显然很珍惜与吴文藻的友谊，所以答应了吴文藻的提议，写了一篇“论中国” 。吴文藻将之翻译、编辑并发表。遗憾的是我们未能找到这篇文章的英文原稿，根据吴文藻的翻译，派克在文中对中国与“政治实体”之间做了比较，其论述如下： 中国就是这一种有机体。在它悠久的历史中，逐渐生长，并逐渐扩张其疆域。在此历程中，它慢慢地、断然地，将和它所接触的种种文化比较落后的初民民族归入它的怀抱，改变他们，同化他们，最后把他们纳入这广大的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复合体中。 派克认为“其他民族常靠征服而生长，或以武力加诸邻邦，或以政治的制裁力来对付征服的人民。这就是欧洲人所谓国家的那种制度形成的方法。而中国却(是)以文化影响所及的范围扩大而生长的，出之以同化的手段，不但他们的邻邦，就是征服他们自己的人民，亦因而被纳入他们自己的社会及道德的秩序中。事实上，中国是不能用西洋人所谓帝国或政治的个体来称呼的。它是一种文明……” 。 与葛兰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早在此4年前出版的论著《中国文明》(Chinese Civilization)相比，派克这篇“论中国”的短文显得微不足道。葛兰言的《中国文明》是一部典范之作。他显示出农业如何作为技术，同时为处理自然和“原始人”的结合，通过两性区分和联姻来铺设了通向“封建君主”的道路——一种源自于技术和社会生活的综合的个体性，使 “帝王崇拜”得以可能。葛兰言也显示了帝王自身如何成为一个宇宙世界，在其中，人与自然之间、社会的自我与他者(包括原始人)之间，以及高等级与低等级的区域中心之间的诸关系都被等级化地安排。我们不知道派克是否读过葛兰言的书，这本书的英译本在其刊行一年以后也出版了，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派克和葛兰言一样具有比较的眼光。在《中国文明》一书导论中，葛兰言也将中国文明与印欧政法体系相比，后者的团结机制是神或者法律。 在某种程度上，帝制中国的文明秩序之概念与吴文藻的想法相近。1926年，吴文藻还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在一份学生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我认为这是他最早也最有趣的论著之一——“民族与国家” 。在这篇文章中，吴文藻几乎批评了所有当代民族国家理论。从中国的“本土眼光”出发，吴文藻提出一种以特定的多元为一体的理论，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政治一体模型。在1980年代，这一理论成为他最有名的学生费孝通构建其“多元一体”理论的基础。 尽管吴文藻并没有关于文明秩序的观念，用派克的话说，即在不同方向上汉文明的文化辐射，或者用葛兰言的话说，即帝国吸收邻近或者远方他者的能力;他所敏感的是其他方面——民族多样性的方式而非其对反的“政治一体性”。 吴文藻没有机会与派克就“文明体”的话题探讨，也没有写过有关派克论中国的评论。对他而言，研究中国在社会学意义上很自然不会过多涉及历史。 吴文藻及其学生所编的派克文集看起来是一个很奇怪的综合：“论中国”作为第一篇，但是随后的文章是由派克和吴文藻的学生们所写，讨论派克的社会学方法。他们翻译了派克的讲座并于1933年结集成《派克社会学论文集》出版，其中实际包含了好几篇吴文藻及其弟子有关派克的讨论。 1935年秋，吴文藻邀请了另一位外国学者拉德克利夫-布朗到燕京讲学。 当时拉德克利夫-布朗正力图把东亚也包括在他的民族志地图里。他派他的学生恩布里(John Embree)去日本做田野。吴文藻听到这一消息立即发电报邀请布朗来中国。几年以后当拉德克利夫-布朗写作“宗教与社会”时，他肯定是对“文明”这一想法产生了极大兴趣，并对中国的“礼”的观念称道有加。根据弗里德曼所说，拉德克利夫-布朗“在芝加哥和牛津大学上课时经常谈及葛兰言”，尽管他“没有在书写中充分承认他(葛兰言)”。 关于这点还有更多的证据——吴文藻在拉德克利夫来华后所写的一篇文章中也谈到： 布朗教授对于中国传统文明，富有同情的了解。他起始是由于美术与哲学的途径，而认识了中国，所以又较深刻的认识。进来他很关心阅看法国葛兰言(M. Granet)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和思想的著作，因为葛氏是应用杜尔干派的社会学方法，以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一人。 但是吴文藻补充说由于不满意葛兰言的方法论，拉德克利夫-布朗有他自己研究中国的打算： 不过葛氏大都是根据历史文献，来作比较研究，其方法尚欠谨严。所以自他来华以后，即激励主张本比较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作中国农村社区的实地研究，以补历史研究之不足…… 吴文藻也许还有别的原因拒绝葛兰言。当葛兰言出版《论中国的文明》一书时，丁文江(1887~1936)——中国当代地质学奠基人，他对文化人类学非常感兴趣——曾严厉批评葛兰言，怀疑他的语言能力，认为他误读中国历史。丁文江的批评导致了严重后果，以至于当中国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在用葛兰言的观点时，他们也绝少提到他。 无论是什么原因，吴文藻及其弟子已做出选择：他们仅仅要求拉德克利夫-布朗讲讲他自己的社会人类学。他们所感兴趣的不是葛兰言的文明模式对拉德克利夫-布朗的潜在影响，而是社会组织和对乡村社区的微观社会学研究。拉德克利夫-布朗做了三次讲座，是关于他们设想的中国学界所缺乏的“社会科学的功能概念”(李有义译)、“当代人类学概论”(李有义译)和“有关中国乡村生活的社会学研究之建议”。 1930年代，在燕京大学——这所在华的英美大学社会学系的知识互动中，一种民族志化和本土化的社会学趋势正逐渐引人注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