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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爱国历史学家，傅斯年一生中主要关注重建中国文明的历史、地理和语言图式，为此他注意罗致有学问的人才。李济和凌纯声就是其中的两位。 李济，1896年生于湖北，1979年逝世于台北;1929年被史语所聘任。他在1911年曾就读清华预备学堂，1918年赴美克拉克大学心理学系就读，后转入人口学专业并获社会学硕士学位。1920年，李济转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并在两年后拿到学位。他的第一份教职是在南开大学担任人类学社会学讲师。1924年，他指导进行了第一次现代中国考古田野。同年被清华国学研究院聘为讲师。1929年，傅斯年聘请他到史语所工作，由他担任考古学组主任。他组织了殷墟——这一著名的商文明遗址的发掘工作。 1928年，李济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英文版《中国民族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1928)，讨论中国人在体质人类学上、考古学上、民族学上和历史上的起源。李济并没有傅斯年对历史互动模式的关照，但是他也对多元族群如何结合成一个文明整体感兴趣。与傅斯年所表达的竞争性小型区域的类型不同，李济倾向于发现更多文化区域及了解区域内的复合。显而易见的是，他也强调技术进步对文明形式的贡献。陶器、青铜、书写、牺牲、武器和石器被他视为商文明发展的六个阶段。李济独特的贡献在于他有关傅斯年所描述的“东夷”的研究。他在商遗址中的发现使他把商以前的文明与仰韶和龙山文化比较，认为商文明的创造者是不同于仰韶和龙山的农业文化的族群——他们是有很强宗教性的游牧者，能够吸收来自东、西、南、北四个方面的文化发明。 傅斯年聘任的另一位学者是凌纯声。不同于李济的美国人类学背景，凌纯声受到的是法国民族学训练。凌纯声1901年生于江苏，在那里接受了早期教育。1924年，他从东南大学获得教育学学位。1926年，他到巴黎从学于莫斯和瑞伟(Paul Rivet, 1876~1958)有三年时间。1929年他被任命为社会科学所研究教授。1933年民族学组并入史语所，凌纯声也随之过来。 从凌纯声的人生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通常的模式：凌纯声是以一个民族史学家和民族志学家的独特综合作为其职业开端的，并且最终成为一位传播论者。在20世纪50~60年代他人生的后期，凌纯声几乎将全部时间投入到追溯中国仪式与政治宇宙观的非洲和美索不达米亚起源，以及对所谓“太平洋圈”的宏观区域的定义中。 而他早年则是一个优秀的实地调查者，在少数民族地区做过或长或短的旅行，研究不同地区和民族的物质、社会和精神生活。其中黑龙江、湘西、浙江、云南和川西是他田野调查的主要地区。 凌纯声最早的研究是一项大范围的专题民族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34)。他在“前言”中说自己的研究属于此类民族学。在他看来，民族学由描述的和比较的组成，描述的民族学可定义为“民族志”，而比较的民族学可以就称为“民族学”。因而，他的书应划入“民族志”的范围。但凌纯声关于赫哲人的民族志与吴文藻推动的社区研究根本上不同。它由三卷组成(图像卷、卷一和卷二)——一共有333幅图片和694页。如此大书被分为如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东北的古代民族与赫哲族 第二部分：赫哲人的文化 第三部分：赫哲人的语言 第四部分：赫哲人的故事 显而易见的是，凌纯声有关民族志单位的定义远比吴文藻的广阔。它或多或少更像史禄国在他的“中国民族志研究”中采用的族群的、地区的和语言的定义。凌纯声在赫哲文化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他的民族志中“文化”定义为由“他们的(赫哲人)物质的、精神的、家庭的和社会生活” 组成。 关于赫哲人生活的四个方面的内容来自凌纯声及其同行学者(商承祖)的田野工作。但是凌纯声并不满足于一个共时性范围中的田野。他相信“赫哲文化”受到古代亚细亚人、满族人和汉人的文化与族群间频繁接触的极大影响。凌纯声花了一整章讨论赫哲语言的复杂性;一整章在写赫哲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在他看来支持了历史的观点。对许多人而言，民族志的、语言的和神话的内容已经可以形成民族志坚实的基础，但对于凌纯声来说这些远不充分。在所有这些之上，他增加了一个部分作为全书第一章。 “第一部分：东北的古代民族与赫哲族”作为一个明显的证据表明凌纯声与国民党的爱国民族学家傅斯年的密切关系。这一章可以说在处理赫哲和中国东北其他族群是否古代通古斯人的后裔。1820年法国汉学家雷慕沙(Abel Rémusat,1788~1832)提出，中国古代史书上记载的“东胡”是通古斯人的一支，这些通古斯人的影响遍及整个欧亚大陆。他的观点被许多欧洲东方学者认同——包括克拉普罗特(Julius Klaporth, 1783~1835)、庄延龄(Edward Parker, 1849~1926)和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为了驳斥传播论者这种对中国历史的“典型的西方式概念”，凌纯声做了很多努力，提供了所有可用的档案和考古学资料去论证其反面：通古斯人是东夷的一部分，他们在傅斯年的研究中作为包含数个族群团体的一个群体居住在古代中国东部的微观区域内。 第一部分的其他章分叙数个主题，首先是这个居住在中国东北的部落其族称的历史起源，接下来，凌纯声开始讨论中国史书记载中的赫哲人。 在描述赫哲人的社会生活时，凌纯声展示了他从莫斯和里弗斯学到的好东西——当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莫斯寻求发展一种文明理论，这种理论使社会学家将文化间技术和知识的相互借用视为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 凌纯声对赫哲文化中物质、精神、家庭和社会方面明显的跨文化借用均有强调。然而，为了重新定位19世纪欧洲汉学家通常关注的文化传播的方向，凌纯声变得相当民族中心主义。他坚持中国东北的文化接触主要发生在当地部落、古代亚洲人部落、满人和汉人当中。诸如通古斯人被排除在这个名单之外，尽管他们属于古代中国东夷的范畴。 傅斯年、李济和凌纯声这三位中研院历史学与民族学的重要人物，分别在英德、美国和法国学术传统中接受过训练。在他们中间明显存在着差异、竞争和紧张，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中研院民族学传统的关键人物。 1926年，在上述三人进入中研院之前几年，蔡元培，这位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多门学科的奠基之父曾对“民族学”下过定义。 早在1906年，蔡元培到莱比锡大学求学并在那儿学习了三年。1911年，他第二次到访欧洲，这次他从德国出发，途中还访问了法国;在德法两国他总共呆了4年时间。期间蔡元培学习哲学、美学和民族学。1925年，蔡元培到德国学习民族学，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北京大学教过好几年的民族学课程。蔡元培对欧洲民族学有广泛了解，他尤其熟悉进化论和传播论。在他看来，这种理论有益于现代中国学者所担负的使命，即深入历史中探讨中华民族和它内部不同民族巨大的文化差异并存这一过程。从这个角度看来，德国、英美和法国的民族学方法及理论的用处就变得明显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