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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对世界文明的可能贡献 在理解中国道路的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在以西方文明作为它的参照，这无可厚非，但需要脉络化、整体性地理解西方文明。比如，民主与宪政上，在实践与理论上都被做了普适性的理解之后，就成了自由主义者对中国道路在政治方面上的最后方案。的确，当前中国政治蕴含着的危机，如政治权力的防御与限制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但政治方案的思考，需要更为久远的眼光。一些自由主义者试图拿来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的时候，却没有反思，最终以之来捍卫什么，正因为不能考虑到这一层次，所以最后只能以普遍人性的问题，抽象地回答这一问题，最后的结果则是自由(甚至是消极自由)、民主与市场，反而成了目的本身，并将之从政治生活扩展到学校、家庭中去，从而不断僭越自己的边界，由此而滋生很多问题。一方面，剥离生活方式及其历史形成的问题，最终导致了自由民主的技术化，即悬浮着的没有归宿与根基的自由主义;另一方面，自由民主市场等的主义化或价值化，却又强化了与传统形成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即便以自由主义作为中国道路在政治上的回答，也既要着眼于当前时代的实质问题，又要更长远的目光，一个政治的制度如果仅仅为当下的问题而设，那么它在未来就不可避免地面临危机，共和国的历史已经表明了这一点。理想的方式是转化提升自由主义的民主与宪政，让它的这些制度一定程度上脱离基督文明与资本主义所支持的那种生活方式，与当前的“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相结合，以中国文明的精神充实之，即让其成为中国文明意义上的生活方式的保护者，至少在消极的意义上，不让其抵触、干预这种生活方式。换言之，宪政与民主的建设问题，不是一个移植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地”转化的问题，应该在中国文明复兴的整体结构中加以考虑。 事实上，自由民主的观念，在其原产地乃是根植于神学政治的论述的脉络之中的，经过了启蒙运动，自由主义虽然经历了去基督教的过程，但它的去宗教化过程本身却是以新的宗教的建立而完成，即以人道主义的人的价值之宗教替代基督宗教中的上帝的神教，人所设置的价值或者对价值的设定本身成了崇拜的对象。自由主义对人的理解，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维度，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世界的主人的观念，它构造了自由主义生活方式的基础。这种生活方式虽然有其《圣经》神教的根子，但却是启蒙运动中的“弃神”思想使之最终得以完成。人的自由、人的权利等诸多问题，虽然也曾历史地促进了人类的独立与解放，但在其被“价值化”(被价值化，意味着以主体方式出现的人基于特定视角观察所得的观点对存在进行某种主观性的设置与构造)以后，除了同样作为个人的他者，不再有任何人以外的限制，这种“天上地下，唯人(我)独尊”的人道主义逻辑，构造了诸多现代性的后果。而且，只要是遵循启蒙思想关于人的价值的宗教，就不可避免地触及到诸种被神化了的“价值”之间永不停息的争斗，人的整体的秩序与和谐必然遭遇到来自这一“诸神之争”的危机。对自由主义的运用本身必然以对之的“在地”转化与提升相关联，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仍然具有指南的意义。 在人道主义“自由教”普世化的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限制作为人的最高价值的“自由”，特别是这种启蒙意义上的“人的自由”已经下行到作为第一人称主体的“我的自由”，这是现代世界中生活方式问题最成问题的根源之一。饭前一杯冰水，打倒人的肠胃对是否饥饿的感知能力，而后便可多多进餐。店主人赚了钱，客人也长成大胖子。这种资本主义的逻辑通过市场这种机制得以进入生活方式的深层。为了生产被消费的产品而首先要生产需要消费这种产品的个人。甚至连政治、宗教与教育的制度本身，都沾染这种逻辑，这不能不说是现代的人性与生活方式的危机。 但正是这种生活方式在全球迅速地蔓延，甚至不可遏制。如果从权力关系来看，共同体内部的平等背后的支撑是共同体与其外部的巨大的不平等、内部的自由之后的支撑是外部的巨大不自由，这种在共同体外部争先恐后进入共同体内部，而共同体内部又拒绝外部的生存样态，甚至以生活方式的“美梦”的方式被构造出来，这无疑是毁灭地球与人类的一种威胁。对于身陷金融危机中的欧洲人们来说，他们不会将危机追溯为政治体制的问题，也不会将之视为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的问题，这多半是因为在自由民主之外，他们实在无法想象还有其他的政治可能性，而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之外，他们也丧失了新的可能性的想象。基督文明的末世论赋予了西方文明一种历史终结的意识，这种意识深埋在他们对政治与生活的理解中。就此而言，也只有中国的思想，才提供了一个真正的他者，可以为当今的世界提供“历史终结”之后新的可能性。从这个状况出发，中国道路在生活方式的层面担负的不是复制上述的“美梦”，而是立身于自己丰厚的文明传统，为生民拯救被终结了的历史，为生活提供新的可能性。中国道路对世界如果有最大的贡献，那么它应该首先在这里。 来源: 《天涯》 | 来源日期：2012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