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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影戏是一种古老而优秀的民间艺术，或许由于它的不登大雅之堂，长期以来传统文人鲜有留意此道者。宋金时期，虽有些少数文人在一些笔记中对影戏有些记载，但文辞极为简约。元明的数百年间情况也基本如此，入清后尤其在清代后期，这种状况有所好转，一些志书、笔记开始关注这种艺术形式了，但仍嫌简略。至于以科学的态度来认真研究它的人就几乎没有了。这种情况，一直到二十世纪才发生变化。在二十世纪初期，随着西方人文学科学术思想、学术理念，尤其是民俗学等的输入，开始有人对影戏进行研究了。 本文对近百年来影戏研究中人们对影戏民俗，以及影戏和民俗关系的研究作了一些粗浅的考察，以为中国影戏的研究虽是在民俗学的影响下开展起来的，但在其起始之初，人们对影戏民俗，以及二者的关系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进入新世纪以后，学者对影戏民俗的研究才渐渐多起来。 一、二十世纪前期的影戏与民俗研究 清末民国初期，特殊的历史环境，使得许多爱国青年走出国门，去西方、日本等地寻求强国富国之路。他们走出国门不仅学习其“船坚炮利”的工业技术，也带来了许多西方的人文社科思想，期以开启民智。民俗学便是其中之一。随着民俗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影戏也渐渐被纳入了人们的视野。 近代以来，最早论及影戏的是王国维。1912年，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的第三章“宋之小说杂戏”中论道：“傀儡戏之外，似戏剧而非真戏剧者，尚有影戏。此则自宋有之。……然则影戏之为物，专以演故事为事，与傀儡同。此亦有助于戏剧之进步者也。”小说、傀儡、影戏“皆以演故事为主。小说但以口演，傀儡、影戏则为其形象矣，然而非以人演也。”王氏关于影戏的论述虽只寥寥数语，但在影戏研究方面却有巨大贡献：通过文献引证，对影戏的历史进行了溯源；指出了影戏、傀儡戏等对“真戏剧”发展的积极影响；论及了影戏“似戏剧而非真戏剧者”、“非以人演也”等艺术特性。王氏之论对后世的影戏研究无疑有一定的开启意义。但王氏并非专门有意研究影戏，因此他并不是影戏研究的始作俑者。 笔者以为我国最早对影戏进行学术研究的，当首推影戏艺人李脱尘。李是河北省玉田县人，生卒年月无考，大约生活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中期。他十岁左右随父进京，而后从师于二叔学习影戏艺术。李不仅精于影戏艺术，而且致力于影戏研究。宣统二年（1910），李专程到迁安县泗河桥镇北关家庄拜访“影戏先辈”安心齐。安为李的精神所感动，赠给了他一本自己编写的《影戏小史》一书。李得到书后潜心研读，并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加以充实和校正，定名为《滦州影戏小史》。〔1〕李氏1934年在《滦州影戏小史》自序中称：“研究影剧四十余年，遨游数省，考察中国各地影剧。以见闻所得笔录如此。并搜罗各地影剧材料以广见闻。”〔2〕据之，李脱尘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就开始关注影戏了，可惜李氏之书已经散佚不可得，甚是遗憾。不过稍后研究影戏的佟晶心、顾颉刚二人，在各自的著作里都提到了李氏的这本书，而且还采用了他的不少观点。其中佟晶心的《中国影戏考》大段保留有《滦州影戏小史》的文字，为了解李氏的学术观点提供了重要资料。 1919年，佟晶心在《新旧戏曲之研究》（上海：文华书局1927年第2版）一书中，辟专章论述“中国影剧”。这是中国影戏研究史上，第一次由有着深厚学术素养的知识分子，对其进行科学的研究。 中国的影戏研究，虽然是在西方人文思潮，尤其又是民俗学学科影响下展开的，但开始时学者们并没有自觉地将影戏放在一个“世俗的世界”里来进行动态考察，更多的只是静态地关注“戏”的本身。这可以佟晶心1934年发表的《中国影戏考》一文为代表，文中佟氏从“什么是影戏”、“中国文献中的记载”、“影戏的戏台”、“影戏人的制作”、“影戏脚本的研究”、“影戏的腔调”等十六个方面，对中国影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另外，顾颉刚的《滦州影戏》和《中国影戏略史及其现状》、汤际亨《中国地方剧研究之一：滦州影戏》等文都是如此。这一时期，影戏研究者的目光主要是投向京畿地区内的滦州影戏，而研究滦州影戏的一系列文章，也几乎都是从文献去考证它的历史源流，或以田野调查所得，从剧本、戏班、戏台、影人等角度介绍滦州影戏，但都没有提及滦州影戏的演出及其它习俗。 这一时期对影戏与宝卷关系的讨论，其目的虽然是为了探讨影戏的起源问题，但事实上却涉及了影戏与民俗的关系。1937年《歌谣》第2卷和第3卷连续刊出5篇文章讨论影戏的起源及其与宝卷的关系，吴晓铃、佟晶心、叶德均相继发文进行“商榷”。这场讨论是由佟晶心的《探论“宝卷”在俗文学上的地位》所引发的。佟氏在文中提出：“影戏在宋朝所使用的剧本便是当时的话本，但近代的便用宝卷”，“影戏的剧本组织，和故事的结构很有宝卷的意味，但已采用对话的形式。”针对佟氏的论断，吴晓铃在《关于“影戏”与“宝卷”及“滦州影戏”的名称》中进行了质疑，认为“影戏的剧本在宋朝并不是用话本，近代用的也不见得就是宝卷。理由很简单，因为影戏著重在表演，其文词是代言体，而话本和宝卷著重在演说，其文词则是叙述体，二者在运用方面迥乎不同”。随后佟晶心又予以回应。这场讨论虽然涉及了影戏和宗教信仰民俗的关系，但其讨论仅限于二者的渊源考辨，并没有再做其它深入的思考。 在1949年以前的诸多论文中，值得注意的是孙作云的《中国影戏源流》和孙楷第的《近代戏曲源出宋代傀儡戏影戏考》二文。前者完成于1938年，作者对影戏与傀儡戏、讲史、昆曲、变文宝卷之关系的论述都是一些很重要的话题，尤其是他对“影戏人的迷信”的纪录，就已经是比较自觉的研究、纪录与影戏相关的民俗了。后者完成于1940年，文中作者考证了影戏与隋唐时期变文、俗讲的关系，虽非自觉的对影戏与民俗之关系进行探讨，但在客观上却揭示了影戏与佛教文化的密切关系。 在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等地，则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人们把与影戏生存密切相关的许多“世俗活动”都视作迷信，人们谈的更多是影戏剧目内容的人民性、阶级性等问题，是影戏的利用、改革与创新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