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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十世纪后期的影戏与民俗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及至七十年代，影戏民俗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同样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没有得到应有重视，人们除继续谈影戏剧目内容的人民性、阶级性，谈影戏的利用、改革与创新等问题外，还注重影戏剧目、剧本、音乐、影人造型等的资料汇编。所以，在这段较长的历史时期里，学界对影戏民俗及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董每戡于1953年完成的《说“影戏”》一文，该文提及了灯影、剪纸、手影等民间游艺对影戏形成的影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学术渐渐自由，于是有人开始重视影戏民俗的研究了。尤其是在戏曲志、曲艺志等编撰工程启动后，为了采集资料，县市文化部门的工作者在广大农村地区作了大量访谈工作，纪录了与戏曲、曲艺相关的一些传说、演出习俗、行话等。在大部分地区，影戏虽然没有入志，但调查时一般都把它包括在里面了。如1989年河南罗山县赵彦超主编《罗山县戏曲志》就纪录有“供奉乐王教主”、“偿台”、“请神”、“禁忌”等资料。虽简略却很宝贵，为了解古代影戏的生态环境提供了重要资料。 另外，一些影戏的专书论著也开始留意影戏民俗了。马德昌《皮影艺术的魅力》一书在“陇东南皮影的演出”一节中，较为详细的介绍了影戏开演前的迎神，载录了“三出头”剧目的唱词，显得十分珍贵。在图录中，他还介绍了不少相关习俗，如介绍“王灵官”影偶时说“皮影戏头一天晚上，必须摆灵官片子，表示驱邪、扶正、降富、生财之意”。〔3〕赵建新《陇东南影子戏初编》主要保存了清代陇东南地区的影戏资料（抄本、线谱、音乐），但作者也辟有“陇东南影子戏的职能和作用”专题，纪录了这里“会戏娱主神，串村还俗愿”及“首演剧目《天官赐福》”的习俗。〔4〕这些对了解影戏的演出习俗都是很珍贵的资料。 除了“纪录”影戏民俗外，也有学者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了一些探讨。如1990年单良全在《中国影戏与佛教》（《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年6月15日第7版）一文中简略谈了影戏和佛教的关系，而1997年丁言昭的《木偶、皮影和宗教文化》一文的论述就深入多了，他认为木偶、皮影是一种造型艺术与戏曲艺术融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它与宗教文化的关系，不仅体现在它所表现的宗教故事、宗教人物，宣扬的宗教思想及参与的宗教活动中,而且也体现在它形成的历史、它的人物造型和演出的剧本中。指出宗教是皮影戏诞生的助产师，也是宣传宗教思想的服务者。〔5〕 另外还有学者探究了影戏的民俗功能。如江玉祥在《四川皮影戏的民俗功能》一文中探讨过四川影戏的民俗功能，他指出巫术宗教的功能是影戏原始的民俗功能，四川影戏的这一功能主要体现在社区和个人的一系列民俗活动中：“酬神还愿”、“行会戏”、“祈年禳灾”和“人生礼仪的大贺礼”等四个方面。〔6〕 迄今为止，在中国影戏与民俗研究的成果中，1999年由台北淑馨出版社出版的江玉祥之《中国影戏与民俗》一书应是最重要的成果了。不过该书虽然名为“影戏与民俗”，但事实上，著作主要还是论述中国影戏的发展史，真正研究影戏与民俗的份量占的并不多：首先，从章节、篇幅上看。全文十六章，仅有三章，即第十三章“中国影戏与民俗”、十四章“四川皮影戏中的‘十殿图’”和十五章“四川皮影戏中的神话故事《雷峰塔》”是研究民俗。其次，从内容上分析。第十三章从“影戏与祭祀”、“影戏与口承语言民俗”、“影戏与影戏舞台对联”三个方面进行介绍；十四、十五两章可视为影戏与民俗的个案研究；此外，作者还在相关章节中介绍了“四川皮影戏的民俗功能”、“班规与班俗”、“表演习俗”等。显然，以这样的篇幅，来“纪录”、介绍影戏民俗是不够的。再次，作者对影戏与民俗的诸多事象也缺乏深入的剖析，并没有真正揭示它们的文化内涵。如作者对“四川皮影戏的民俗功能”的分析所论限于四川，并不能说明“中国”；二则作者指出的四项功能“酬神还愿”、“行会戏”、“祈年禳灾”、“人生礼仪的大贺礼”，仍是表象研究，并没有指出它们的文化功能。最后，作者就中国影戏与民俗的研究没有一个整体的构思，缺乏体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