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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祖先／异力层面——实现家族集团与地域神祗间庇荫通缀的关系 以东南亚华人最大的五个区域群落来看，即福建人、广东人、客家人、潮洲人、海南人，他们都来自中国的东南沿海。形成了特有的“地缘文化圈”。所谓“地缘文化圈”指华人从中国的东南沿海的某一地域通过亲缘、业缘等关系集结到一起的群落。从其文化形态分析，虽然这些地缘文化圈中都渗透着传统的儒家文化的内涵，与中原地区的表现形式则明显不同。比如这五大区域群落在信仰上有明显的特征：（a）以血缘为纽带扩大的家庭范围的祖先崇拜。中国的传统家庭具有“血缘经济关系”；所有的孩子和孙子们，哪怕他们自己也有了家庭，仍然不妨碍大家共同生活在一起。在这样的家庭中，除了那个年纪最长的男性拥有权威外，借助“祖先”的维系力不可缺少，特别在异国他乡，华人家中的那个神坛、神龛、祖先牌位便有了一种秘密的符号力量。祖先崇拜仪式遂成一年中家庭最为重要的事件。（b）如果说，华人家庭、家族的精神维系是祖先崇拜的话，那么，体现在以方言为交流手段的区域团体间的内在联系标志，就是在同一区域范围大家认同的某一个“神仙”，以图借用其异力禳助或庇荫。因此，东南亚华人圈里的“神仙”非常之多，且互不搭介。表面上这些神灵文化不免给人以杂乱的“拼盘”感觉，对华人家族与企业却有着特殊的功能：可以加强各区域群落的友谊，保护和增强区域经济团体的利益，共同建立民俗习惯体制，组织慈善团体，保护人民、抵御危险，联络氏族集团间的情感等。（注：See ＂Chinese Organis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 1930s＂Editedby George Hicks Select Books Pte Ltd．1996．pp9—12。）即使是在华人企业内部，也出现不少在生产流水线车间的某一处所摆上了神坛、神龛事例，其目的不外试图借助祖先的“神力”发财致富。致使企业管理烙上了一些神秘的色彩。这一切又与东南沿海盛行的民间宗教、笃信神灵的传统密不可分。 二 以上这些复杂的社会性特征，自然都要反映到华人企业的内部管理、华人资本的组织结构上。“同族经营”、“家族独资”或建立在具有传统帮会组织色彩的“合资”等方式，除了我们所应该给予“具有一定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的解释以外，着实也留下了许多问题。尽管有数据表明，世界华人巨富中的东南亚华人占了大部分，比如1996年《福布斯》十大富翁的依次顺序为郑周敏、郭炳湘、李兆基、林绍良、李嘉诚、谢国民、蔡万霖、陈永栽、郭鹤年和王永庆。其中除了港台外，余者全部集中于东南亚诸国。（注：参见《港台信息报》1996年6月7日。）世界头号趋势预测大师约翰·奈思比（John Naisbitt）在他新近出版的一本题为《全球悖论——小而强的时代》中推断：“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的民间企业，有七成都掌握在华裔商人手中。”（注：约翰·奈思比（John Naisbitt）《全球悖论——小而强的时代》，顾淑馨译，台北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257页。）他所给的数据如下： 国别 华人人口比例 控制经济的比例 马来西亚 30％ 50％以上 印度尼西亚 4％ 70％ 泰国 3％ 60％ 菲律宾 3％ 70％（注：约翰· 奈思比《亚洲大趋势》，蔚文译，外文出版社等1996年版，第12页。） 但这一切都不足以掩盖华人家族企业遗留下的问题。而且，本世纪末出现在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必将促使人们对华人家族企业的全面反思和深刻检讨。 华人家族企业的问题除了本文开篇所提到的几点以外，由传统式家族认同所衍化出的企业管理上封建家长式的诟病已经越来越呈现出危害性。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内部缺乏应有的民主机制 既然“父亲／儿子”和“老板／伙计”的角色没有转换的机会，那就必然引出专制。如果说家族企业内部的专制性管理在历史的一个时期，如创业之初，在儒家文化董陶下的华人前辈那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话，及至二十世纪末的今天，华人的认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企业管理内部的家长式专制就再也结不出昔日的果实了。现代的领导管理方式已逐渐从“野牛派”走向“雁行派”，其基本精神就是人人都有机会当领导者；雁行式领导轮流当鹄首。它符合现代管理中竞争的平等性和人材推陈出新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当然，东南亚华人企业也有一些较为开明的“家长”，会人为地“制造”出一些民主气氛，比如新加坡的曾启东家族内部就相对较为民主，父子关系也很合作、容忍且带有商议性。然而，这种民主和宽容并非由企业内部的合理机制所营造，而是人为的、带有偶然性的个例。 2．企业结构缺少相应的整合力 由于海外华人企业传统的建构模型以“五缘文化”为基础，即所谓的亲缘、地缘、神缘、业缘、物缘。换言之，指以宗族亲戚、邻里乡党、宗教信仰、同行同学和物质媒介等为五根纽带结合成的社会人际关系。（注：参见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编《五缘文化与对外开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五缘文化作为一种原则，具有对一些人群的聚集力，同时也意味着对另一些人群的排斥力。重要的是，此种聚合力并非以社会的现代性（modernity）和现代化技术革命、知识经济、信息社会所需要的整合力为准则。比如，就现行的东南亚华人家族企业而言，它们大都还停留在“地缘／行业”的密切结合上，具有“帮会／码头”的些许意味。福清人干交通行业，福州人开咖啡店，惠安人搞建筑，晋江人“讨海”，客家人卖药材、开当店，闽南人做橡胶生意……（注：见区如柏《祖先的行业》，胜友书局出版（新加坡）1991年版。）就“长时段历史”的经济周期的眼光来看，这样的行业格局明显过于狭窄和陈旧，因而具有巨大的风险性。现代企业要求对信息资源足够的拥有，对革命性技术的限时掌握，对周遭领域的先行拓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