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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的永续和记忆的问题 这里再谈第3个问题，即祖先和子孙的关系的认识和再生产是如何实现的。死者经过一系列供养和祭祀之后，和整个祖灵融为一体，化为追慕的对象。那么，在此过程中，人们是具体如何唤起有关家的记忆，又如何将其联系到家的永续上面的呢? 柳田并没有直接把祖先研究视为记忆问题。但是从其论述中可以看到，对柳田而言，二者是相互关联的。例如，他在后来收入《时代与农政》一书的明治39年(1906)所做的演讲中，把乡村生活中的耕作、甚至连居住在特定场所都看成是家意识的表露，他说： “祖先希望家业兴旺，子孙则实现他的意愿。不用说名门望族，就连小农或贫农，都有自家的传说。(略……引者)这样，经过十代、二十代人的自觉继承，家才得到延续。” 与之相比，都市中诸如旧文书、家谱等易于散失。姓氏也仅仅作为判断是否同名符号而存在。自己和祖先之间的血缘脉络由此断裂。结果，这些甚至可能成为杀家凶手。 显然，柳田的担忧出自日俄战争之后农村的衰颓状态。需要注意的是在柳田看来：家的历史是通过“传说”的形式来获得认知，而成为祖先和子孙之间的媒介的;这种媒介采取诸如旧文书、家谱等多样化的形态;促使家意识的形成，并成为家业永续的条件。这里尽管没有记忆一词，柳田的问题意识仍然在于家成员所共享的集体记忆。 《日本农民史》则具体涉及到了这一问题。柳田在其中列举了两个家业永续的条件：一个属于物质侧面，是最小限度的食物供给保障;另一个属于是精神侧面，则是“记忆的保存”。记忆的保存以人们和土地的结合为前提。柳田认为，在此基础上通过祭祀而出现祖先和子孙之间的“爱慕的交换和连锁”。这时，家作为记忆的社会结构发挥其功能，由成员共享的记忆成为认同的核心，从而实现家业的永续。 柳田关于记忆的论述，还涉及到了历时的变化方面。他在《明知大正史世风篇》中讨论了通过记忆产生的和祖先的关系是如何随着坟墓形式、葬礼制度的变异而发生变迁的。他指出，“提到纪念祖先，现代人总想象为上面刻有文字的冰凉的石塔，其实不然”，他认为死者一般被埋在远离居住地的自然环境中，在更古的时候，人们常常把周围的树木、岩石作为埋葬地点的标志。由于这些标志都是天然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难免被忘却。柳田认为“为了祭拜祖灵并进行供养，人们另设临时的祭坛，平时则把每个人血脉中的某些东西理解为永远的纪念。”由此可以看出，他并没有重视坟墓本身和祖先之间的关系。在此要注意的是：柳田以墓地为例，从“纪念”即记忆保存方法的角度，把祖先祭祀作为研究对象。 然而，“到了寺庙专司灵魂管理之职时”，亦即随着佛教的普及，上述的丧葬制度不得不随之变化。僧侣并不忌讳死亡的污秽，允许在寺院领地内埋葬尸体。于是，墓地从死秽无法作祟的远离社区的偏僻地点搬到生活区附近。随后，随着土地的不断开发，选定墓地越来越困难。人们不得不把葬地建在自己生活区域的附近。这种状况逐渐改变了人们对坟墓的观念。“曾经是一种忘却的方法”的坟墓“后来变为永久的纪念地”，从而导致了大小石塔林立的状况。进入明治时代之后，墓碑逐渐变大。为战死者而建立的纪念塔得以普及之后更是如此。结果，产生了公共墓地不足的问题。 文中，柳田还关注了在不同地点埋葬和祭祀，即有两处墓地这一现象，并谈到了其变迁过程。他在发表于昭和4年(1926)的《丧葬习俗之沿革》中也涉及到了同样的问题。后来，这一问题作为两墓制的研究，得到了较大进展。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把柳田在《明知大正史世风篇》中的论述解读为，他所关注的问题便是以坟墓为媒介而唤起祖先记忆的历史过程。就如前面的引文所说，柳田认为，坟墓作为一种忘却的方法逐渐变为永久的纪念地。而墓地的标志如果仅仅停留在栽树诸如此类的层次，那么“自然的忘却会静静地到来，(引者注……而作为墓碑的)石头却残酷地留住了人们的记忆”。柳田讨论了死者的埋葬地点及其标志等物质条件，如何对祖先观念的意识化产生了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由于柳田把坟墓作为对象，讨论了那些唤起有关祖先的集体记忆的要素和其相互关系以及变迁问题，他的论述也可以被视为动态的历史分析。 从家的永续这一角度看，一系列的供养仪礼、尤其是最终年的祭祀成为柳田祖先研究的关键所在。柳田把它视为一种分界线。死者从此改变其性质，不再是带有污秽的、不安定的死灵，而变为护家的、稳定的祖灵。关于祖灵化过程，已有不少研究者进行了研究。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柳田已经抓住了祖先和子孙的关系问题是经过最终年祭祀从仪礼层次进入诸如爱慕、追慕等情感层次这一点。在这里，有一种为了家永续的策略。它通过记忆，把有关家的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柳田的祖先研究给我们展示了通过家把握集体记忆问题的视角。在他看来，家的永续和祖先祭祀是密不可分的。 本文选自《记忆与祖先观念》一文(矢野敬一著、西村真志叶译，出自《现代日本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题目为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