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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著《中国歌谣》的“系统性”表现在：（1）全书分十章，前六章依次为：《歌谣的释名》、《歌谣的起源与发展》、《歌谣的历史》、《歌谣的分类》、《歌谣的结构》、《歌谣的修辞》，构成了中国歌谣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所论包括了起源、演进、形态学与修辞学等问题。遗憾的是，只是一部未完成稿，后四章有目无文。（2）在内容及材料上，既非清代选家杜文澜那样立足于古谣谚，也非歌谣研究会同仁们的以“近世歌谣”为限，而是“通乎古今”，联结传统与现代。这样，有利于全面探寻歌谣发生、变异、以及艺术结构的规律（如他对“重叠”的研究）。还要指出的是，朱自清的“通乎古今”，并不是古今并重，而是广泛地吸收了北大歌谣征集处以来搜集并在报刊上发表的各地区、各民族的近世歌谣，显示了歌谣研究的现代性，与上面所引述的他的力作《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中所宣布的理念相吻合。（3）既全面梳理和批判地继承了此前本土学者的种种理论学说，也吸取了外国现代民歌研究的成果和理论，眼光开阔，少了一些井底之蛙、闭目塞听之弊。这一点也正合于“清华学派”的“中西会通”的理念与学风。 《歌谣的起源与发展》是常被学界提到并颇为赞赏的一章（篇）。作者写作此文，确曾下了一翻功夫，既旁征博引，搜罗宏富，又善于思辨，不乏深刻的思想和独到的论点。以起源问题而论，《外国关于歌谣起源的学说》一节，据英国人R. Adelaide Witham的《英吉利苏格兰民间叙事歌选粹》（ Representative Englishi and Scotish Popular Ballads）引述、比较和评论了西方学界流行的“民众与个人合作说”、“Grimm说”、“散文先起说”、“个人创造说”、“Pound说”（亦主张个人制作说）五种学说。最终得出结论说：“以上各说，都以叙事歌为主。但他们除了Pound外，都以叙事歌为最古的歌谣；我们只须当他们是在论‘最古的歌谣’的起源看，便很有用。至于叙事歌本身，我相信Pound的话，是后起的东西。”[8] 根据朱自清的引述，Pound的观点是： 她说，主张民众与个人合作说的人，大抵根据旅行家、探险家、历史家、论说家的五花八门的材料，那些是靠不住的。他们由这些材料里，推想史前的社会，只是瞎猜罢了。我们现在却从南美洲、非洲、澳洲、大洋州得着许多可靠的现存的初民社会的材料；由这里下手研究，或可有比较确实的结论——要绝对确实，我们是做不到的。这是她的根本方法。 她说文学批评家的正统的意见（民众与个人合作说），人类学家并不相信（4页）。他们的材料，都使他们走向个人一面去。她说歌谣不起源于群舞；歌舞同是本能，并非歌由舞出。儿童的发展，反映着种族的发展，现在的儿童本能地歌唱，并不等待群舞给以感兴，正是一证（85页）。其实说歌与舞起源于节日的聚会，在理都不通。各个人若本不会歌舞，怎么一到节日聚在一起，便会忽然既歌且舞呢？这岂非奇迹？（9页）她研究现在初民社会的结果，以为初民时代，歌唱也是个人的才能，大家都承认的，正如赛跑、掷标枪、跳高、跳远一样（13页）。 正统派的意见以为叙事歌是最古的歌谣。她说最古的歌谣是抒情的，不是叙事的。那时最重要的是声，是曲调，不是义，不是词句。古歌里的字极少，且常无意义，实是可有可无的，正统派说叙事歌起于节日舞，所以歌谣起于节日舞。但我们现在知道，最古的歌谣，有医事歌、魔术歌、猎歌、游戏歌、情歌、颂歌、祷歌、悲歌、凯歌、讽刺歌、妇歌、儿歌等，都是与节日舞无关的。又如催眠歌，也是古代抒情体的歌，但与歌舞的群众何关呢？（29页）她说和歌与独唱或者起于同时，或者独唱在先；但它决不会在后。（35页）她又疑心上文所说各种歌还不是最古的；最古的或者是宗教歌。这才是一切歌诗的源头。（第五章《英国叙事歌与教会》） 正统派又说叙事歌的特性是没有个性。这因叙事歌没有作者；并非全然没有作者，只作者决不在歌里表现自己。什么人唱，什么人就是作者，而这个人唱时也是不表现自己的情调的。所以叙事歌中，用第三身多而用第一身少。这一层和正统派的民众与个人合作说是相关的。Pound承认叙事歌大多数是无个性的，但她另有解说（101页、178页）此地不能详论。[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