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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歌谣与新诗 在朱自清关于歌谣的文章里，“歌谣与新诗”这个论题占了不轻的分量，既是他一生中所关注的文学问题之一，也可看出他的研究歌谣的基本立场。 我们不妨依照写作的时序来做一点分析。 1928年5月，清华的学生罗香林在歌谣运动影响下多年辑录的《粤东之风》一书竣稿，请在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后就任教授之职的朱自清写序。当年写序之风很盛，序言成为一种有效的评论文体。朱自清为《粤东之风》写序时，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活动已经落潮，歌谣研究会及其主办的《歌谣》周刊也已停刊，许多知名教授因时局原因已移师广州中山大学。罗香林是广东人，也曾是《歌谣》周刊的作者，于是，他便把朱自清为他写的序言交到了中山大学主办的《民俗》周刊的编辑手中，此文便发表在该刊第36期（1928年11月28日）上。在这篇序言里，表达了任教早期、还保留着较为浓厚的诗人气质的朱自清关于歌谣与新诗的观点。他写道： 从民国六年，北京大学征集歌谣以来，歌谣的搜集，成为一种风气，直到现在。梁实秋先生说这是我们现今中国文学趋于浪漫的一个凭据。他说： “歌谣在文学里并不占最高的位置。中国现今有人极热心的搜集歌谣，这是对中国历来因袭的文学的一个反抗，也是……‘皈依自然’的精神的表现。”（《浪漫的与古典的》第37页） 我想他说的是实在情形；看了下面刘半农先生的话便可明白： “我以为若然文艺可以比作花的香，那么民歌的文艺，就可以比作野花的香。要是有时候，我们被纎丽的芝兰的香味薰得有些腻了，或者尤其不幸，被戴春林的香粉香，或者是Coty公司的香水香，薰得头痛得可以，那么，且让我们走到野外去，吸一点永远清新的野花香来醒醒神吧。”（《瓦釜集》第89页） 这不但说明了“反抗”是怎样的，并且将歌谣的文学价值，也估计出来。我们现在说起歌谣，最容易联想到新诗上去。这两者的关系，我想不宜夸张地说；刘先生的话固然很有分寸，但周启明先生的所论，似乎更具体些：他以为歌谣“可以供诗的变迁的研究，或做新诗创作的参考”——从文艺方面看。 严格地说，我以为在文艺方面，歌谣只“可以供诗的变迁的研究”；我们将它看作是原始的诗而加以衡量，是最公平的办法。因为是原始的“幼稚的文体”，“缺乏细腻的表现力”，如周先生在另一文里所说，所以“做新诗创作的参考”，我以为还当附带相当的条件才行。这因歌谣以声音的表现为主，意义的表现是不大重要的。所以除了曾经文人润色的以外，真正的民歌，字句大致很单调，描写也极简略、直致，若不用耳朵去听而用眼睛去看，有些竟是浅薄无聊之至。固然，用耳朵听，也只是那一套的靡靡的调子，但究竟是一件完成（整）的东西；从文字上看，却有时竟粗糙得不成东西。我也承认歌谣（在）流行中，民众的修正，但这是没计划、没把握的；我也承认歌谣也有本来精炼的，但这也只是偶然一见，不能常如此。歌谣的好处却有一桩，就是自然。这个境界，是诗里所不易有；即有，也已加过一番烹炼，与此只相近而不相同。刘半农先生比作野花的香，很是确当。但他说的“清新”，应是对诗而言，是诗中所无，故说是“清新”；就歌谣本身说，“清”是有的，“新”却很难说——我宁可说，它的材料与思想，大都是有一定的类型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