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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30 期 11 版“跨学科研究”文章之一。 21世纪的历史人类学之所以要跨越时空，是因为最前沿的历史学的时间观，带领我们超越社会空间；而最前沿的人类学的空间感，也带领我们在时间的银河中往复来回。 21世纪的历史人类学会朝哪个方向走？让我这个与历史学家为伍已达30年的人类学家略谈几句。 历史学与人类学愈走愈近 我是一个不安本分的人类学家。在治学历程中，导师、同僚和研究对象无不影响着我的学术理念和方法。在斯坦福大学当研究生的时候，我从学于施坚雅和武雅士，尤为施坚雅不受学科拘束、宏观与微观视野兼备的治学风格折服。1970年代，我带着一股革命热情，到广东研究农村变迁。自1980年代开始，我与一群以华南地区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家在田野上结伴行走。他们找他们的明清文献，我找我的现代农民，可恰恰就是在这明清文献与现代农民之间，我们找到了许多接合点。我们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议题各有所好，却分享着共同的学术关怀和喜悦。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游走自如，是因为我们相信，历史上的重要事件都是人们有目的的行为结合在一起的结果。历史事件的记忆、记录和重复使用，往往是有选择性的。当我们“阅读”史料或发掘人们行为背后的意义时，无不注意到，这些史料和行为经历了层层地方上及更广阔意义上的历史过程。我们在田野上行走，就是要从分析构建的方法来理解这些过程，进而了解资料提供者身处的世界。对我们来说，这是绾结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有效途径。 我与史学同仁合作无间，但我们都带着自身的家法前行。过去百年，欧美的历史学和人类学都经历了巨大变迁。历史学从政治史、元叙事发展到专注长时段的经济结构、发掘边缘人声音的微观社会史，以致重投“新叙述史”的怀抱。特别是法国文化史学家以“后现代”的敏锐触觉关注历史人物社会实践背后的文化意义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距离愈走愈近。与此同时，人类学也经历了许多变化。19世纪末，人类学采用进化式的概念体系，把研究者观察到的空间上的文化差异视为时间上的线性差异。这种伪历史观受到了20世纪上半叶主宰英国的人类学的各种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和法国的结构主义挑战。遗憾的是，这些学术传统都缺乏我们所追求的历史感，也与我们力求探索的问题有一段距离。 强调“辩证的结构过程” 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类学才开始从“过程”和“社会行动者具有意义的实践”等概念得到启发，我们终于找到与文化史之间有用的联系。受批判社会理论尤其是来自欧洲的理论的影响，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都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自我反省，越加注重分析“他者”如何在不同时空中定位。人类学力图发掘那层层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变化过程，这些过程塑造了特定的社会语境，人类主体在其中发现自我，并全情投入。人类学还尝试了解深藏在档案文献和社会文化志中的叙事结构和权术操弄。意义、过程以及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批判性阐释，逐渐成为人类学分析的核心。事实上，这种理论取径，汲取了涂尔干对社会结构与功能的见解、马克思对权力关系的剖析，并最终指向社会能动者赋予行动意义的解释，这也就是人类学的韦伯式转向。 由是，我也摒弃了过去社会学习惯的那种静态的实证主义思维方式和僵化的分类，把目光转向“过程”。必须说明的是，以过程来丰富结构还是不够的，因为这样仍然把过程跟结构对立起来。因此，我们循着吉登斯、布丢及艾布拉姆斯一脉相承的思路，强调“辩证的结构过程”。也就是说，能动主体的各式行动背后，都饱含文化意义，也带着历史包袱。他们的行动织造了各种物质和象征的意义网，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塑造能动主体的行动。每个结构都蕴涵着事物发展的过程，而每个过程都包含结构和人的能动性。我们要解构各种概念与分类，了解这些分类形成的过程中所暗含的叙事策略和论述意涵。与那种认为经验“事实”存在于固定不变的物质载体中等着我们发现、量化和比较的思路不同，我们强调主体和客体、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不确定性和互动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