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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游移与扎根 主客体的不断互动也使我明白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如何的变动无常，我们的“研究点”又是如何的漂移不定。过去几十年，我不断检视新的学术和政治视角，与此同时，我发现自己亦跟着那些变动无常的研究对象在跑。如今，为了了解中国对物质的追求，我观察那冒升的中产阶层多变的情绪和文化方式，也紧随那些在全球竞逐财富的冒险家的步履，追寻跨国资本的流向，从中国一直走到中东和非洲。 事实上，中国的社会单元从来就不是牢牢地钉死在一个“点”上的。中国传统的村庄就像施坚雅、武雅士、弗里德曼和其他学者所说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是“超越地方”的。多个世纪以来，地方社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加入帝国；到了1970年代，多元的文化权威逐渐被边缘化和摧毁，村子变得细胞化了。整个20世纪，我们看到的是村庄和村民被异化的过程。基于上述认识，现在，我又转而注意另一种“地方”——处于每个主要中国城市边缘的城中村。我认为，城中村的居民并不是之前农村时期的剩余，他们巧妙地应对着目前中国发展的“现实主义”。我觉得，无论村民或他们那些外来租户变得多么富裕，无论他们看起来多么具有流动性，他们实际上正经历着强烈的社会、文化和制度限制。几十年对他们农民身份的制度性歧视正让他们画地为牢。因此，在中国城市变迁的这个关键时刻，城中村既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点”，但也是话语性的“点”。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的各种流动也让我们这些人类学家处境艰难。我们不会再以为自己在田野过程中发现文化上的“他者”。那些研究非洲商贩的学者轻易就发现，他们的研究对象就在家门口，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广州的天秀大厦。只是，物质资源、人、文化、形象和意义不会“整体”地旅行，他们的流动因此也不会十分顺畅自如。 研究对象在时空上的漂移不定，也促使我重新检视一个更大的“研究点”——亚洲。我们不要忘记，“亚洲”这个概念为不同“地区”提供了某种“内在联系”；尤其是，这些地区长期以来并非以陆地为基础，亦非以国家为中心，而是跨洋过海，超越政体。当我们对如何表述历史“事实”（地域、地区）以及对那些我们当做理所当然的起点的学术分类（例如帝国和民族国家）进行批判自省之时，我们又该如何从概念上把握亚洲——东亚、东南亚、南亚以及其他地区？人类学学者素来的一个坏习惯，就是把研究置于看得到的、边界分明的“点”上，好让他们泡上一段时间。这些人类学者看到了人的移动，就以为看到了人在“移民”，是因为他们总是假定“移民”所离开的，确实是一个“中心”（家园）。我们要警觉一直以来那些本质化的和以陆地为出发点的各种概念分类如何主导着学术研究。如果我们重新集中在以海洋为中心的贸易路线之上的流动性与联系，又或是聚焦于多个世纪以来，在那些位置优越的港口城市及其资源丰富的居民所体现的层层文化融合与沉淀，那么，地中海、印度洋、中国东海这三个经常被分开处理的学术传统，就能有效地联系起来。由此在概念上造成的结果，就是“翻转亚洲”！ 由此出发，“华南”是一个有利视角，用来说明“历史性的全球”的多层次进程。华南这个“区域”在帝国空间构建中一直被视为边缘和具有颠覆性，也是海洋亚洲的一部分。作为一种区域构建的“亚洲”，在历史上就是由世界各种文化和市场联合起来的。这些在政治上暧昧的港口城市及其民族多元化的居民如何各自与他们的“国家”空间相联系，是需要严肃反思的课题，而从“华南”出发，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我一直渴望建立一个以跨学科为旨趣的制度性框架和平台，藉以捕捉这些变动不居的现象，这也是我2001年在香港大学建立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的动机。 劳文太尔在《过去即是异国》一书中，提出两个并行的论点：“历史上的他者”和“文化上的他者”；他乡感既存在于时间，也存在于社会空间。21世纪的历史人类学之所以要跨越时空，是因为最前沿的历史学的时间观，带领我们超越社会空间；而最前沿的人类学的空间感，也带领我们在时间的银河中往复来回。 必须说明，我不喜欢那种只会空谈全球流动却从未湿足下田的理论家。我们的脚，还是要扎根在不同的“点”上，只是我们必须警觉，这些“点”其实在不断游移，而我们的眼光，也必须放眼四望，才不会在摔倒后仍不明所以。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萧凤霞 单位：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