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郡县制度用包容、同化宗族制度来改变后者的功能，使之低首匍匐地为其服务。 两者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可以长期共存。这就是中国具有历史特色的政治术。 过去我们习惯于用大而化之的语言来概括中国历史的特征，例如“长期停滞”，例如“东方专制主义”。由于近几十年史料广泛开发，社会经济史、社会生活史、地区社会史乃至宗族、家族史的研究，已经从对中央政权的过度关注，转而深入到考察城、镇、乡的社会场景，人物的考察也从皇帝为首的政治精英扩展到士、农、工、商等平民阶层。眼睛由上向下，“平常人”的生活感受进入了历史，这些都是过去未曾有过的。一百多年前“新史学”变帝王将相史为人民大众史的目标，变王朝史为社会史的理想，只有在今天这样的条件下，才可能得到比较充分的史料支持。研究者从各种各样的历史细节得到的观感，再与原先的“定论”对勘，发现中国历史的实际状态变得非常之复杂，为过去那些笼统的特征概念所难以包容。 举制度史的例子。制度史比起人物史、事件史，一向显得薄弱。这些年大有改观，成果不少。各地社会史方面的史料（包括县级以下的户籍田地、司法诉讼、契约账本等文书）逐渐多起来，各种制度操作及其实际成效得以慢慢浮出水面，研究者便有了相对真切的感受。例如秦王朝创立专制主义高度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乃是名闻世界的大事，中国历史的一大特征，有所谓“二千年皆秦政”之说。然而，头脑稍复杂些，就不免会产生疑问：人群以氏族、宗族为单元扎根于社会基层近万年，从部族、宗族统治为基础的“封建”变而为中央大一统的“郡县”，自上而下的“革命”能如此彻底扫除旧基地，不留任何尾巴，没有几度反复，这现实吗？ 虽说郡县制度早产生于战国，新旧体制转换却没有刀起刀落那样的干脆利落，拖泥带水将延续相当长时期（例如变相的各种“分封”诸侯、藩王，自汉初一直拖沓至明清）。学者严耕望的研究率先打破这种理想化的“观念史”，指出秦汉郡守、县令所辟用的僚佐吏属，多为本地宗族人士。他们掌握着全县事务的实际操作。流水的（外地）官，靠铁打的（本地）“吏”辅助，宗族在基层仍然很有势力。进至东汉、魏晋南北朝，“豪强”、“世族”逐渐壮大，未必都是原来的宗法贵族“复辟”，却是原有土壤上滋生出来的宗族“新贵”，逐渐称霸一方，直闹到纷纷割据自立，天下分崩离析，统一局面被彻底破坏。有关“郡县”的法令可以通过四通八达的驿站飞至全国各地，政策文本把革旧鼎新说得非常强硬。可是基层人群聚合的初始方式，即家庭、家族结构的变动，恰如蜗牛行走，步伐快不起来。像东汉末以后三百年分裂这样的大事变，放在封建至郡县演变的长时段里，把眼光放到基层社会的真实状态上，就不会觉得偶然。 天下确实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只是变革的进程比想象的要复杂。家族、宗族史的研究成果表明，大约以北宋为界，此前以宗族聚居为主体，同姓而居，四世、五世同堂，其间必有豪族、世族执其牛耳，“封建”的尾巴寄生于此，继续苟活。宋代以后异姓杂居的多起来，分家立户，迁徙流动，田地变换，贫富分化，使得上古沿袭下来的“宗族制度”从社会基层的根基上被逐渐消蚀弱化（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若干姓氏合居的“村”，是最早的例子）。特别是战乱分裂时期的几次人口大迁徙，中原不少古老宗族离开原有基地，南下“侨寓”客乡，与本土居民混处，即使努力抱团，昔日的大场面也难以再现。在经历了宗族关系多种名实逐渐分离的长期“异化”过程（明清时期的“联谱”很能说明问题，参后），待到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小户）成为行政基层最小单元的主流，社会基层总体格局因此变化，社会观念也随之大变（亲情逐渐淡薄），政权由上而下直插到底始为真正的现实——到那时，政府面对的已经是名符其实的一袋袋“马铃薯”，没有了像样的“中间群体”插手捣乱。一个个利益分离、各自谋生的个体家庭再也无力对抗强大统一的国家政权，由国家“大我”主宰民众“小我”的命运就这样地被确定了下来。这种格局大约显示于明清，至民国初期，变迁过程基本完成。 说到这里，必须补充说明，像这样梳理制度的历史变化，描述历史发展阶段性，可以满足写作上使接受者感觉“语言”表述清晰的“美观”，可“事实”本身却是新旧搅和在一起的大盆“浆糊”。历史事实本身的复杂，地区变迁速率的不平衡，几乎是无论怎样的语言概括都做不到“完全表述”。只要当读者接触到“第一手”的原始史料，看到好些具体而微的情景，上面的满足感就会消淡下去，甚至变得有点反感。要少犯错误，宁可立论宽松，千万不要简单武断，一语说死。 仍然拿“宗族制度”作为进一步讨论的事例。西周那样严密周全的宗法制度不可能永久保持，就像顾炎武说的，“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宗法制度亦然。人为“群居动物”。不管西方心理学家说“本我”的“力比多”何等顽强，其归属于群体，是无可逃遁的“宿命”，由不得己，中西皆同。至今为止，构成群体认同的方式，大体就是血缘、业缘、地缘三条线（到现代，党派会社也是新滋生的一种业缘，基于共同利益的结盟）。只有当社会成员的构成，三条线是完全重合的，完整的“宗法制度”才得以存在并发挥其统摄群体乃至国家的强大生命力。随后三线逐渐分离，其中血缘为天然的纽带，父母子女的血缘联结是亘古不变的。但随时代变迁，血缘联结外推与扩展的范围，则与“宗族”观念的强弱同步变化，大体范围由大至小、由远及近。到了今天，有实际意义的联结大概近在三代之内（且以直系亲属为主）。冲击、淡化、侵蚀血缘关系的是业缘与地缘另外两大要素。人口繁衍、职业变动、自然灾害、战争动乱等引起户口流徙他处，特别是后两者，致使原来的血缘关系因地缘变动而被流散隔离，观念逐渐淡化乃至遗忘。基层聚落混居不同宗族的现象逐渐多起来，城镇更是很早就如此。宋以后族谱的追溯“族源”与明清盛行的“联谱”，试图重新整合流移各处的谱系，都掩饰不了宗族联结的弱化以及原义的疏离。学者钱杭对此作过专题研究，指出：由联宗形成的联合组织，其实不是所谓“联族”，而是一个松散的“地缘性同姓网络”。业缘则因替代宗族成为新的利益联结体，深刻地改变了血缘纽带内在的品质。这里的业缘异化作用，不只是从职业的层次立意（例如商人重利轻别离），更是从利益计算与财产争夺的“人性”深层次上得到的社会观察，逐渐产生撕下温情脉脉的面纱、宗族“可爱而不可信”的异化现象。这样的变化苗子即使在血缘宗族关系的全盛时代也曾发生过，否则，春秋战国间的一系列故事便不可得解（张荫麟的《东汉前中国史纲》有生动的描述、尖刻的批判，比喻宗族之情有似一张薄纸）。儒家的重宗族、重亲情，究其底蕴，正是这些上古血缘温情面临严重冲击发出的早期信号，是对“宗法制度”有生必有死逻辑的初次抵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