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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发展 在中国民俗学研究中，民间文学向来被视为民俗学的重要方面。来自英语的“folklore”一词，作为国际通用的民俗学学术名称，是指民众的知识系统。这种知识系统是通过口头和行为的方式传达的，而民间文学是这一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民间文学”一词，是中国民俗学研究中特有的称谓，至今还没有和世界各国的民俗学取得一致的意见。国际上对民间韵文和叙事作品通常称为“口承文学”、“口头文学”、“口碑文学”、“口头传承”等。因为在使用“传承”一词时，民间文学本身所具有的独特含义，即民俗学的含义更加分明。 如上文所述，将民间文学作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在中国由来已久。至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是这样。1949年以后，作为民俗学学科是停顿了，但作为它的组成部分的民间文学，仍得到发展。1950年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大会选举郭沫若为理事长，老舍（舒舍予）、钟敬文为副理事长。起初，这一研究会的活动范围包括了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戏剧、民间美术等一切艺术门类在内，实际上在后来的实践过程中，除民间文学外，其他艺术门类的研究，由后来成立的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兼管。这些协会，后来加盟于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为专门家的组织，对民间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的研究实际上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过，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成立，其意义在于，正式确定了民间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在此以前，民间文学并不被大多数文艺家所承认。正如郭沫若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讲话中所说：“说实话我过去是看不起民间文艺的，认为民间文艺是低级的，庸俗的，直到1943年读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才启了蒙，了解到对群众文学、群众艺术采取轻视的态度是错误的。……如果回想一下中国文学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文学遗产中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就是民间文艺或经过加工的民间文艺作品。”（注2）老舍在讲话中指出：“老百姓的创造力实在是惊人的。回过头来，看看那些写四六文与诗词的人，他们到底有多大的贡献呢！”（注3）老舍还对民间文艺的收集发表了他自己的看法：“我以为收集民间文艺中的戏曲与歌谣，应注重录音。街头上卖的小唱本有很多不是真本，而且错字很多、我们应当花些钱去录音，把艺人或老百姓口中的活东西记录下来。歌词是与音乐分不开的，一经录音，我们才能找到言语与音乐密切结合的关系。”（注4）应当说这些讲话切中了民间文学的性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对民间文学做出全面、系统评价的，是民俗学家钟敬文，此时，他已有了30多年的研究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经历和经验。他在1950年发表的《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财产》一文中。在论及口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时指出，和作家文学相比，口头文学在性质上，往往是更有价值的，“亿万人民，在长流不断的世代中，过着贫苦灾难的生活，他们却创造出了无数量的物质财富，更创造了无数量的精神财富。口头文学就是这些财富中的一宗。这宗财富决不是等闲的。其中，包含着不少优异的东西，包含着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注5）他认为民间口头文学无论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含蕴着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和见解。我们只要从人民的口头忠实地把它记录下来，就能发挥新的作用。（注6）这篇文章对中国民间文学研究来说，无疑具有方法论意义。文章表明的观点是唯物的、辨正的；对民间文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评价是正确的；对民间文学忠实性记录问题的阐述是科学的。但这一见解并没有引起当时理论界的重视，而且是把它当做一般的论文来对待。 50年代，是一个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时代。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钟敬文在劫难逃，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遭到批判，包括他的学术观点。1958年，当时负责民间文学的领导者在代表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指责钟敬文是资产阶级道路的代表人物，反对马克思主文，将其打入“胡适派”的行列。说他是“修正主义逆流里的狂妄的野心家。”（往7）在批判钟敬文的学术观点时，报告指出：“钟敬文是五四以后提倡资产阶级民俗学的一个后起的代表人物。资产阶级民俗学起源于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巩固对本国人民的反动统治和发展殖民主义的要求。资产阶级民俗学学者对劳动人民的创作并没有真正尊重，钟敬文就说民间文学的文艺价值低于学术价值”。在批判“文化遗留论”，民间文学故事类型的研究时，认为这些理论都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理论。这种批判不仅是粗暴的，无知的，而且带有当时经济和政治生活中那种“假、大、空”的浮夸色彩。这一报告，实际上宣判了中国民俗学的死刑。对民间文学活动，报告主张政治挂帅，多快好省地开展民间文学工作。《报告》号召民间文学工作者要努力做到：“一、必须是政治挂帅，全民动手。因为如果没有政治挂帅，工作就定会走弯路，左派也能变成右派，在反右派斗争中各地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当中出了不少右派或右派思想严重的人，是很值得警惕的。只有走群众路线，全民动手，遍地开花，我们也才能‘和太阳争时间’，飞跃着前进；二、要努力浇花锄草，兴无灭资，促进文化学革命，促进群众创作与作家创作的接近，促进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的繁荣；三、拔白旗，插红旗。要破除迷信，红透专深，敢想、敢说、敢做。要努力成为工人阶级的专家，并且把工人阶级的民间文学工作队伍建立起来。”这种以社会动员的方法从事民间文学工作的做法，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1958年《人民日报》曾发表了《大规模收集全国民歌》的社论。当时正值生产大跃进年月，“十五年超英赶美”的口号激励了人们的“豪迈气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歌颂生产大跃进的民歌比比皆是。这些新民歌的代表作品，收集在周扬、郭沫若编选的《红旗歌谣》一书中。关于大跃进民歌的得失，后来曾有许多文章进行过讨论，但就当时兴起的收集民歌的运动而言，客观上起了收集、保存传统民间文学作品的作用。如青海省民间文学工作者搜集了藏族民间史诗《格萨尔》，云南省搜集整理出版了彝族撒尼人的叙事长诗《阿诗玛》，编选了《云南民间文学资料》。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者编选出版了60多集《贵州民间文学资料集》，新疆民间文学工作者搜集了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等。在理论研究方面，破除迷信，由北京帅范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集体编写了《中国民间文学史》。此外，谭达先的《民间文学散论》、《民间童谣散论》，天鹰的《1958年中国民歌运动》等，是这一时期有影响的理论著作。这时期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强调马克思主义，但在具体运作时，却难免简单化和过分强调民间文学的阶级性，功利目的，不能严格区分政治和学术的界限。 在民间文学理论研究方面，这一时期讨论最多的是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问题。应当说，这一问题早在“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歌谣征集活动中就已提出，并且在《歌谣》周刊发表的各地民歌中，已得到很好地体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后，制定的“征集民间文学资料办法”中，曾提出过具体的科学要求；（1）应记明资料来源、地点、流传时期及流传情况等；（2）如系口头传授的唱词或故事等，应记明唱者的姓名、籍贯、经历、讲唱的环境等；（3）某一作品应尽量收集完整，仅有片断者，应加以声明；（4）且勿删改，要保持原作；（5）资料中的方言及地方性的风俗习惯等，需加以注释。1958年召开的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还曾通过了关于民间文学收集整理的十六字方针：“全面收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对收集工作要求全面收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适当加工。事实证明，这些提法实际上是“征集资料办法”的后退。因“慎重整理”和“适当加工”的界限很不分明。加上当时提倡民间文学要紧密配合国内外的政治斗争，要阶级分析，因而使整理出来的作品，和原作的风貌大不相同，有时甚至变成再创作作品、而民间文学的研究，也就只剩下文学批评中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分析了。 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对中国民间文学的全面摧残。在整整十年时间里，收集和研究工作出现一片空白。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被迫停止活动；许多著名的民间文学工作者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辛勤建立起来的民间文学队伍被打散；民间歌手和故事讲述家被打成“牛鬼蛇神”，有的被迫害致死；民歌演唱和各种传承既久的民俗活动，被视为“伤风败俗”，强令禁止；大批民间文学书籍、歌本、资料，被视为宣扬封建主义的大毒草，当众焚烧或化为纸浆。这一时期，“四人帮”给民间文学造成的损失，罄竹难书。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民间文学才迎来阳光明媚的春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