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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民俗学的重新崛起 197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排除了来自“左”的干扰。过去强加于在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学工作者身上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被统统推倒。为民间歌手和民间文学工作者平反，也为沉寂多年的民俗学彻底恢复了名誉。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在结束了多年来被拘禁、被压仰的境遇，时隔20多年后，重新回到民俗学战线。此时，他虽年届古稀，但精神焕发，为他所致力的两种社会学科——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恢复和发展，奔走呼喊。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他的第二个学术青春期。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他的足迹几乎遍布大江南北，发表了几十篇讲话和文章，组织和培养民间文学理论队伍，重建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理论构架。这一理论构架和方法论的内涵，大致包括如下方面：1、原理研究；2、历史的探索和编述（作品史、科学理论史）；3、评论工作；4、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辩之一和辩证唯物主义）及资料学。（注8）对民间文学的特点，他首先廓清了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疆界；关于民间文学多角度研究的问题，他曾指出“民间文学不仅只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是一种综合艺术现象。例如，民歌的音乐性质、演唱情况及其与舞蹈、乃至于原始戏剧的血亲关系，民间故事的讲述的语言声调，表演姿态等因素，都说明民间文学作品不是单纯的文学现象。这是一方向，另一方面，它在内容上或活动上，又与政治、法律、宗教、社会组织、生产活动等有血肉的关系。”（注9）因此对它的考察、研究就必须是多角度的，用各种社会、人文学科的观点、方法去进行。他主张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不排除借鉴西方学术界先进的研究方法。这一时期，中国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研究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显得活跃，近乎成为一种显学。1979年以后，随着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组织的恢复，全国有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相继恢复和建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地方分会。北京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恢复民间文学课程的教学和硕士研究生的招生。民间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一阶段，是中国民间文学收集工作的丰收期；收集、整理的质量和发表作品的忠实性、科学性品质。有了明显的提高。 特别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和出版，成绩更加显著。数以百计的少数民族神话、长篇叙事诗，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被誉为世界三大史诗的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的收集工作，有了巨大进展。这不仅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的空白，而且这些作品的独特文化史价值，引起国内外学者的瞩目，有力推进了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 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理论队伍，有了迅速发展。除老一辈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马学良、贾芝、毛星、袁柯、常惠、容肇祖、杨成志、天鹰等，仍活跃在理论战线外，进入80年代后，一批中青年民间文学理论家成长起来，他们活跃在大学的课堂或采风的山野。如张紫晨、乌丙安、刘魁立、段宝林、许钰、刘守华、陶立璠、张振犁、黄勇刹、蓝鸿恩、王松、朱宜初、杨知勇、潜明滋等，在民间文学基础理论或专题研究方面，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著作，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除此之外，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理论研究上的特色还表现在如下方面：1、基础理论研究加强。2、关了民间文学收集、整理的科学性问题，经充分讨论，意见逐渐统一、建议用“采录”一词取代愿来的“收集、整理”，田野作业受到进一步重视。3、分民族的民间文学族别史，列入国家重点科研计划，陆续出版。4、专题研究论文集和民间文学体裁论（神话学、故事学、歌谣学等）著作纷纷出版。5、在方法论上，除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之外，比较研究法，结构研究法、类型研究法、交叉研究法等，被许多学者采用，理论探讨出现空前活跃的局面。6、民间文学的国际学术交流进一步加强。 80年代中期，中国民间文学开始了她的集大成工作。1984年5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同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签发了《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民间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和《意见》、钟敬文、贾芝、马学良分别担任如上三套集成的主编。从1985年开始的全国民间文学普查，动员百万人参加，所得资料浩如烟海。90年代初；各县、市卷本已编辑印刷完毕。国卷本分省立卷，三套集成各30卷，近亿万余言，目前已陆续编辑出版。预计2004年完成整个工程。这是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史上空前伟大的壮举，是一座新的文化长城。 80年代开始恢复的民间文学研究，完全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它摆脱了过去那种纯文学性研究的简单化模式，学术视野更为广阔，和民俗学等人文学科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在这一形势下，钟敬文开始着手重建中国民俗学机构和队伍。早在1979年11月召开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一次（应是第三次）会员大会上，钟敬文起草了关于《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这一倡议书以顾颉刚、白寿彝、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罗致平、钟敬文七教授的名义发表。《倡议书》有感于中国民俗学的荒凉景况，认为这种景况“是不应再忍耐下去的！现状非迅速打破不可。”“现在正是我们应该起未填补这个学科的空白点的时刻了！”（注10）在老一辈民俗学家的积极倡议和主持下，1983年5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在这次成立大会上，钟敬文被选举为理事长，并发表了《民俗学的历史、问题和今后的工作》的长篇讲话（注11）。回顾中国民俗学80年的发展历史，讲了民族的与阶级、农村文化和都市文化、古代学和现代学、理论和实践关系诸问题。他指出传统的民俗学研究范围是“一国”（一国民俗学）的。不过，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汉族之外还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所以如果说中国民俗学是“一国”的，它的对象同时也是“多民族”的。这一理论的提出，对以后开展的比较民俗学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关于民族的与阶级的问题，过去一直是困扰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问题、对此，钟敬文认为，民俗，就一般来讲，是广大民众（主要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和继承的，可是如果因此就认为上层社会没有民俗，或者认为它完全没有和广大民众共同的民俗，就似乎不好讲了。重要的民俗，在一个民族里只有广泛的共同性。这对过去那种单纯以“阶级斗争”观点对待社会民俗文化事象的做法，是个警告。关于农村文化与都市文化，钟敬文提出了都市民俗学研究的课题。关于古代学和现代学，他指出，过去的民俗学研究主要运用历史上的资料，但从民俗学的一般性质来讲，它应当是现代学的。它的工作方法是对现存的民俗资料进行调查和搜集，也就是说它的资料来源主要是现在的，研究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现代。而对历史上民俗事象的研究，应归入“文献民俗学”或“历史民俗学”。民俗学“现在性”的提出，不仅使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方向更加明确，而且将中国民俗学变成一种新鲜的学问，而不是陈旧的学问。对理论和实践关系，钟敬文在报告中提出民俗学工作者的理论修养和民俗学的应用研究的重要性。总之，这一报告应该说是新时期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带有战略意义的文件。它所涉及的问题，急待民俗学通过它的实践去解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