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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民俗学方法论的体系，陶立璠在《民俗学概论》一书中，开辟专章进行归纳。他认为“所谓民俗学的方法论，并不是指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论，是指方法的原则，即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由于方法论是一种指导思想，它所涉及的不是具体方法，而是认识论、世界观、逻辑学和辩证法等带根本性的问题。”民俗学研究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都是在方法论原则和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因此他将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方法论。居最高层次，它是统帅各种研究方法的；第二、基本方法。属于中间层次，一般指民俗学研究中所采取的特殊的研究方法．如田野作业法、历史调查法、比较研究法等等；第三、具体研究程序和技术。属最低层次。一般指研究所经历的具体步骤和手段。如调查提纲的制定、具体施行措施、调查材料的处理等等。”他同时指出：“尽管世界观对民俗学方法论有统帅和制约作用，但世界观又不等于民俗学方法论，更不能代替民俗学方法论。”（注14）这种对方法论层次的归纳，一方面便于人们从总体上把握方法论的实质，另一方面，对克服过去那种单纯以马克思主义取代方认论的做法也有裨益。 随着对方法论的重视，中国民俗学研究出现生动活泼的局面，1995年中国民俗学会和山东省民俗学会联合在山东乳山召开一田野考察为中心议题的学术会议，学者们就中国民俗学田野作业的问题广泛交流了经验，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之后，有一些专门研究田野作业的专著问世，如江帆的《民俗学田野作业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从民俗学田野调查的缘起到田野调查的主要形式、方法和技巧都做了全面的论述，通俗、使用和便于操作是其特点。 第三、专题民俗研究和地域民俗研究深入展开。 中国民俗学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各地民俗学会的成立，开始了有声有色的专题性研究。最突出的是巫术研究．萨满文化研究、傩文化研究、渔文化研究、吴语区稻作文化与民间信仰的研究以及北方地区麦黍文化的研究等。巫文化（包括萨满文化和傩文化）的研究，曾在长达数年的时间中，形成一种研究热潮。发表了上千篇文章。目前这种研究方兴未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学术景观，恐怕和打破过去对巫文化设置的人为禁区有关。大家知道，自1949年以后，民间的巫文化向来被视为封建迷信加以取缔。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巫师被当做牛鬼蛇神，成了专政对象。“文化大革命”之后，人们重新认识巫术这一流传既久的特殊的文化现象，认识各民旅巫师在保存和传承民族民间文化中所起的特殊作用。这种研究使学者们认识到，中国不仅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而且是一个巫术大国。至今这种文化现象在各民族中仍在传承。其中某些巫文化还具有很高的文化史和学术价值。80年代中期，贵州的学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在该省的土家族、苗族，侗族、布依族中，至今还保存着一种叫做“傩戏”的面具文化，且蕴藏量极为丰富。令人惊异的是，后来发现这一面具文化，在中国长江以南的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广西、云南、四川、陕西的广大农村，以不同的形式广为传承；联系历史又得知这种面具文化，自周、秦以来，上至宫廷，下至民间就一直在传承。因此将这一文化作为巫文化的活化石来研究，是理所必然的。起初，这一究主要由戏剧研究家们参加，后来民俗学家介入，使调查和研究显得生机勃勃。这一研究成果由贵州的庹修明主编出版了《摊戏论文集》（贵州民族出版社1987年）、《傩文化论文集》（ 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1991年，台湾《民俗曲艺》杂志由庹修明、王秋桂编辑，出版了《中国傩戏、傩文化专辑》（上、下册）和《中国傩戏傩文化研究通讯》，论文的作者主要是大陆的研究者。此外，还出版了许多个人专著和图片专集。北方的萨满文化研究，此时也有了新的进展。田野调查和理论研究都有许多新的收获。主要著作有，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萨满教文化研究》，富育光、孟慧英著《满族萨满教研究》（199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李澍田主编《满族萨满跳神研究》（1992年，吉林文史出版社），乌丙安著《神秘的萨满世界》（199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本土文化丛书”），仁钦道尔吉、郎樱主编《叙事文学与萨满文化》等。傩文化和萨满文化，分别代表了中国南方农业文化和北大游牧文化在巫术信仰方面的特色。对它们的全面调查和研究，是这一时期民俗学专题研究的特点。除此之外，有关巫文化的研究著作，收入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华本土文化丛书》，如张紫晨的《中国巫术》，林河的《九歌与沅湘民俗》，夏之乾的《神判》，曲彦斌的《中国民间秘密语》，高友谦的《中国风水》等。在区域民俗研究方面，上海民俗学会组织了江南吴语区稻作文化和民间信仰的协作调查，出版了专集《稻作文化与民间信仰》（学林出版社），北方省区则协作研究表黍文化，出版了《麦黍文化研究论文集》（1993年，甘肃人民出版社）。这些著作的出版，对进一步探讨中国民俗文化的源流和演变，区域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规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