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诚]牛郎织女传说的时代命运(2)
据陈泳超先生告知，他在编辑“牛郎织女传说系列丛书”之《牛郎织女传说》这一卷的过程中，查阅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县卷资料本，共收录牛郎织女传说达到了140篇。全国各地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记录下这么多牛郎织女传说的不同异文，给我辈和后代学人研究中国民间文化的发展流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实在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
民间传说主要是在原始的或自然经济为主的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条件下的民众集体的精神产物。2 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全面而深刻的转型期，即由原始的和自然经济为主的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向着现代化、市场化、城镇化、现代文明的急剧过渡。在“四大传说”中，牛郎织女这个美丽哀婉的悲剧传说是见诸史籍最早，并由神话而传说而故事，经历过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民间传诵了两千多年的传说，到了现当代，因生存条件的变化开始逐渐呈现出了衰微的趋势。民间传说在历史流传途程中，会发生或强或弱的变异，像滚雪球那样粘连上、附会上、叠垒上或兼并上一些异质的东西，如情节、枝杈、细节、人物与场景，甚至导致主题和情节的兼并、融合和转变，这是口头文学的发展嬗变规律，牛郎织女传说亦然。牛郎织女传说在社会转型的现代条件下出现的衰微趋势，不仅表现在流传地区和传播群体的萎缩上，而且也表现在情节构成的停滞和故事元素的衰减上。牛郎织女传说在现代条件下的遭遇，无疑是传统文化现代嬗变的一个饶有兴味的文化个案。
古代，牵牛和织女原是天上银河系的两颗星辰，是否有一个以牵牛星和织女星为主人公的神话，毕竟留给我们可供研究和判断的文献太少了，故而一向有不同见解。如20世纪早期研究者黄石说：“牛、女的故事，可谓我国星宿神话中之硕果仅存者。”（《七夕考》，《妇女杂志》第16卷第7号，1930年7月，上海）；如[日]新城新藏，其说见《宇寓大观》第227页（王孝廉《中国的神话传说•牵牛织女的传说》第187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初版）；如刘宗迪，其说见所著《七夕故事考》。
如果说，《夏小正》中“七月，初昏，织女正东向”的文字还只是关于织女星的记载而缺乏神话情节和内容的话，那么，《诗经•小雅•大东》中的诗句“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就包含了一个富有幻想的星辰神话：说的是非现实生活中治丝织布的织女和耕田拉车的牛，而把天上的织女星想象为一个治丝织布的织女，把牵牛星想象为一个挽牛耕田的牵牛郎。一向以来，学界大多倾向于认为，牛郎织女传说形成于汉：西汉或东汉。其证据有：《古诗十九首》之《迢迢牵牛星》；西汉班固《西都赋》：“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东汉应劭《风俗通》（逸文）：“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皆髠，因为梁以渡织女故也。”（《岁华纪丽》引）；唐《白氏六帖》引《淮南子》之“七夕乌鹊填河成桥，渡织女”（欧阳云飞《牛郎织女故事之演变》，见《逸经》第35期，1937年8月5日），等。1975年11月在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出土的战国秦简《日书》中的记载：“丁丑•己酉取妻，不吉。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不果，三弃。”（甲种一五五正）；“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而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甲种三背），（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06—208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其直接的意思，固然说的是不宜嫁娶之日，是禁忌，其故事却已经是牵牛和织女这一对有情人、而爱情最终成为悲剧的传说。这两段文字，不仅改写了长期流行于学界的牛郎织女传说形成于汉代的结论，将其形成期由汉提前到了春秋至秦，至少不晚于墓主人喜卒亡之日始皇帝三十年（公元前217年），而且也对《诗经•小雅•大东》由于文体的局限所导致的牛郎织女神话的缺环，提供了重要的情节上的补充和连接。也就是说，到了战国时代，这个原本是星宿神话的故事，已经发展演变成为一个织女和牛郎的爱情悲剧故事了。
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到了汉魏及其以降，《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里出现了银河相隔、“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情节；应劭《风俗通》（逸文）中增益了“使鹊为桥”的情节，故事已经发展得完备了。到了唐代，牛郎织女传说完整形态及互为表里的七夕习俗，都发展得成熟而定形了。正如有的学者说的，“至唐代，牛郎织女神话完成了向内涵丰富、功能多样的节俗形式的演变”（李立《牛郎织女神话叙事结构的艺术转换与文学表现》，《古代文明》2007年第1期）。（有学者认为，七夕节就其性质而言，应是中国的“女儿节”，见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第6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8月）。而此后的千多年来，这个相对定形了的传说，似乎再也没有太大的发展演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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