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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莱顿（ Robert Layton） 认为， 绝大多数对艺术的人类学研究出现于 20 世纪 50年代， 而这些研究多是基于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理论。⑥尽管这种见解对功能主义之前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关注不够， 却也说明了正是在创建功能主义的两位大师之后， 更多人类学家才运用这种理论去研究艺术。 在功能主义的艺术人类学观点来看， 强调艺术在维持社会结构中的作用， 要思考“艺术是从表现形式进化到几何形式， 还是从几何形式到表现形式？技术对风格有哪些影响？地域艺术如何加以定义？ 艺术品如何在文化的宗教、社会和经济生活中行使功能？创造艺术的过程的本质是什么？ 艺术角色的定义如何影响这一过程？”⑦比如， 英国结构- 功能主义人类学家弗思（ Raymond Firth） 承袭了功能主义的传统， 重视文化的整体性和场景性， 他指出“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取决于自身的形式， 而是倚赖于它所处的环境”。⑧ 结构主义大师列维- 斯特劳斯（ ClaudeL vi- Strauss） 对人类思维的深层结构的分析的路径之一是对艺术的研究， 这在《忧郁的热带》、《结构人类学》、《面具的路径》等著作中有明显的表现。在艺术人类学研究中， 列维-斯特劳斯提出了“不稳定能指”和“剩余所指”的重要概念。人们借用象征思维的不稳定能指的艺术方式阐发难以明确表达的那部分意义， 即剩余所指。⑨他也说明了艺术活动与社会的关系， 分析了不同文化之中艺术的定义，在艺术品造型形式的对比分析中探询蕴涵其中的意义。 在结构主义之后， 许多人类学家开始对不同族群的艺术进行实地考察， 20 世纪 70年代涌现了以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 将艺术与国家政治象征、仪式等相结合的阐释人类学研究为代表的大量民族志， 运用学科主体的理论方法对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艺术进行意义的阐释， 用以解析复杂的文化意义。格尔茨提出， 对象征符号活动的理论分析在复杂程度上应当与对社会及心理活动的理论分析相匹敌， 以便有效地处理人类学艺术的研究。⑩随着象征人类学、符号人类学等新兴学派的兴起， 人类学界开始把艺术视为文化象征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 对艺术加以象征人类学和阐释人类学的分析和认识。人类学家对艺术方面有了更多的关注， 在阐释人类学的研究中， 通过对艺术的深层次分析， 对人类学家所研究的文化进行深描， 以更深入地理解、更强烈地表达和更准确地感知其文化意义。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后， 随着人类学反思的进行， 人类学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 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侧重点从非西方小规模社会中的艺术转移到当代文明社会中的艺术， 即使在非西方小规模艺术讨论中， 也注意在世界体系中来讨论过去被认为与世隔绝的小规模社会艺术， 将之与现代艺术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这一转型也对艺术人类学产生了很大的推动力， 使人们对艺术的文化表现做出深刻的思考。如对现代社会中的 museum（ 博物馆和美术馆） 制度、收藏家、艺术家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化市场活动等对艺术的影响和艺术对社会文化的反作用等问题加以研究。11一些民族志作品也揭示了来自某些土著族群的“艺术品”是如何被“盗用”， 根据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群体和各地的不同需要重新进行设计， 出现在国际艺术市场之中的。这种艺术人类学研究成为人类学反思的一部分，通过反思以重新认识人类学的学科定位， 检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论， 发现人类学自身的“文化”、“差异”等概念是如何受到研究对象的影响的。一些学者也通过不同角度的论述确立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历 史性和根源性、合法性和可行性以及拓展性来反思和发展艺术人类学的研究。 同时， 人类学也在转向思考新的问题， 如性别政治、族群认同、文化表现等， 这种状况使人类学家在观念上发生了转折， 在对人类学究竟是属于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的论争中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在当代社会， 急剧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也使人们更多地以艺术作为维系价值规范的延续和寻求心灵安慰的手段， 人们认识到艺术对人们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艺术与族群政治、性别角色、利益诉求、阶级象征、文化身份的展示的内在的、密切的联系， 尤其是艺术在文化再生产和再创造中的作用等也都纳入了艺术人类学的视野。艺术被赋予更多的意义， 成为族群认同、身份诉求的表述途径， 艺术品的生产和消费体现了不同群体、阶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冲突， 尤其是艺术品的收藏集中体现了艺术品、生产者及其所在的文化与消费者及其所在的文化之间的微妙关系， 将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分析贯穿于反思的艺术人类学研究。 总之， 在漫长的人类学发展历程中， 艺术人类学经历了从文献到器物再到艺术所在的文化意义的研究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人类学对艺术的研究， 或者不断精细化， 或者变换研究角度， 以不断地提高其解释力。为了叙述和分析方便， 我们似乎勾画了一条发展线索。不过， 应当指出的是， 理论范式的转换并非如我们进行概括性叙述这样简化和单一。不同国家、不同学术群体和不同学者在理论范式转换过程中可能表现出并非同步的状况， 正如我国部分学者在学科重建时依据古典进化论范式开展艺术人类学讨论一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