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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抵抗与合法化的双重过程发生在许多历史时刻，并不只是19-20世纪的单一现象。例如，宋代儒学、尤其是其天理观是适应着贵族制度的瓦解、郡县制国家的正规化、交通、贸易与新的市场关系的形成、城市和社会流动的发展，以及周边关系的演变而产生的，但所谓“适应”也包含着对于这一过程的批判和抵抗。新的社会主体性是通过这一适应与抵抗的双重过程才得以确立的。19世纪以降的中国现代变迁是对欧洲资本主义造成的世界性变迁的回应。由于这一变迁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其他剥夺形式为动力，所谓回应不可避免地是学习和抵抗的双重过程。抵抗性深藏在中国现代思想的各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脉络之中，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之一。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中国革命和建国之后的社会主义运动，都是通过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激烈抵抗而产生的现代运动；即便在社会主义运动的范畴内，中国的实践也包含着对于社会主义的主导形态的抵抗。没有内在于这一中国现代运动的抵抗逻辑，就无法解释现代中国作为一个政治主体的诞生。晚清和民国的思想人物，无论持激进或保守的立场，他们对于现代性的寻求是与对于现代的反思、甚至抵抗相互纠缠的。 第三，“反现代的现代性”没有将对现代性的批判置于文化特殊论的框架之下，而是以现代世界的不平等关系为前提，力图重构现代性的平等政治。例如，现代思想家揭示了现代平等主义对于不平等现象的合法化，但并没有因此否定平等的价值，而是重构和深化对于平等的理解，并构筑相应的政治-社会方案。这是一种立足于独特历史情境的平等政治，它是普遍主义的，而不是特殊主义的；它对中国的独特性的关注被置于现代世界的具体历史关系之中。因此，“反现代的现代性”不是以特殊主义对抗普遍主义，而是立足于现代时势，通过揭示“普遍主义”的特殊主义（阶级的、民族的和文化的）性质，力图创造一种独特的普遍政治。在这里，“独特的”一词不同于“特殊的”概念，它并不诉诸一种与现代性截然对立的本质主义的他者（传统、东方等等），而是立足于具体情境中的创造性活动，以显示事件（如中国革命或变革）的普遍意义。我们可以从晚清以降的一系列事件中辨识出各种传统的或非传统的要素，但它们既不能解释为传统的单纯延续，也不能解释为对西方或其他文明的简单模仿。这是一个政治性的也是能动的创造过程。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科学话语共同体”的命题。19世纪中晚期以降，中国和整个东亚社会经历了一种话语转变，科学和科学话语几乎渗透了整个现代进程。科学话语的边界持续地扩展，远远超出了科学和技术的领域，最终成为最为普遍的话语形态。它甚至穿越了民族语言、方言和宗教的藩篱，重构了我们的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但是，科学话语的普遍化并没有像早期思想家预想的那样，导致了一个彻底“脱魅”的世界，恰恰相反，伴随着20世纪政治的衰落，宗教和其他信仰形态也以空前的规模潜滋暗长。如果说以科学话语为中心的世俗话语控制了整个现代政治领域，那么，宗教和其他信仰也正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再度归来；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现象正是科学和技术时代的去政治化和去价值化的后果。我在“公理与反公理”、“科学话语共同体”等范畴内，通过对于现代思想内部张力的分析，力图挖掘现代公理世界观的内在矛盾和批判潜力。例如，在现代公理观中隐含着与不同形态的天理观的对话，也存在着最为激进的否定性的公理观或反公理的世界观。对这些思想和要素的探索不是为过去招魂，而是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探索另一种可能的未来。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是一项未完的探索。衷心地感谢本书译者石井刚先生，以及参与筹划翻译工作的村田雄二郎先生，也衷心地感谢岩波书店的马场公彦先生、小岛洁先生。没有他们的长期关注、推动和努力，这部著作的出版是不可能的。在本书出版之际，我特别地怀念刚刚仙逝的沟口雄三先生。在这部著作完成之后，我将研究的重心转向了对于20世纪中国的重新思考，至今仍在艰难的跋涉之中，但沟口先生提出的许多问题仍然在我的思考中回荡。对话在持续着。幸运的是，2006年，岩波书店出版了《作为思想空间的现代中国》一书，而青木书店又于近期将我关于去政治化的政治、西藏问题和琉球问题的讨论以《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为题结集出版。这是一些新的未完的探索，从不同的角度和方向上延续和回应着《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思考。我期待着这些未完的探索能够给我带来与日本读者和同行深入对话的新契机。 （本文是为《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日文本（简本）所写的序言，该书即将由岩波书店出版。） 2010年12月3日星期五于北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