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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熊诚]作为自省之学的中国人类学*(2)

http://www.newdu.com 2017-11-07 《开放时代》2009年第3期 [日] 小熊诚 译者: 参加讨论

    费孝通通过对开弦弓村有关经济生活的调查,认为“人民饥饿”是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他主张不仅要发展农业,还必须发展副业和乡村工业,走综合发展的道路。他认为,中国农村在传统上是农业、副业和家庭手工业三者均衡发展的,而西方社会是在城市发展大工业;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道路不同,发展农村小工业才是中国的出路。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是地主“不在”的土地制度,即地主住在城里并向农村的农民收取地租,同时还通过高利贷收取利息。农村经济萧条,农民交不起地租就会借钱,地主便通过高利贷赚钱,这样,农民的生活面临破产并陷入恶性循环。当时国民党政府推行的减少地租、平均地权的土地改革并不能最终解决这一问题,对此,费孝通指出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土地改革,但他主张首先应振兴农村的传统工业以增加农民收入,这才是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方法。
    通过农业、副业和农村小工业三者的发展来促进中国农村发展,进而带动中国总体发展的构想,成为费孝通进行中国社会研究的主旨。1957年,费孝通再次赴开弦弓村访问,发表了《重访江村》一文。社会主义革命的农业集体化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佃农得到了土地,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不再有被剥削的现象,他对此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但他细致观察了当时农民生活的实况后,又坦率地提出意见,指出土地集体化以后,粮食生产飞速增加,可是对农民家庭传统的副业和农村工业却没有重视,农民的收入并没有得到增加。{7}当时的中国政府致力于通过农村实现合作化来提高农业生产,并在城市里集中发展重工业,并没有考虑在农村发展轻工业。费孝通则主张在农村合作化的同时也发展副业,振兴类似生丝生产那样的轻工业,他认为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一环。费孝通通过对开弦弓村的再次访问,提出不应该局限于揭露矛盾,还必须进一步明确其中的道理,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策略。{8}然而,《重访江村》的第三部分尚未发表,反右派斗争就开始了,费孝通被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标签并受到批判。之后,中国经历了“文革”,费孝通被剥夺了学术研究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自由。
    直到1978年(费孝通的学术研究中断了大约二十年)的三中全会之后,费孝通得以重新恢复工作,曾先后就职于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致力于在中国的大学恢复重建自1952年以来被当作“资产阶级学问”而遭到禁止的社会学研究。1981年,71岁的费孝通第三次访问开弦弓村并发表了《三访江村》。
    三中全会以前,曾是开弦弓村所在地区之副业的桑树被砍伐而改种粮食,并实现了三季耕作。尽管产量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却没有提高。费孝通在《三访江村》中认为,三中全会以后的三年间,开弦弓村改变了单一的粮食生产“一刀切”政策,开始兴办农村工业,通过饲养兔子、山羊等举措,农民的副业收入有了迅速的增加。而当前农村的现状是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农业集体化为基础的承保责任制农业、以农产品为原材料的副业、由农村集体经营的工业,这三种形态的生产都有很大的发展。从开弦弓村的调查结果出发,费孝通提出了中国社会经济总体的发展模式,其内容有两点:首先,中国的问题是人口过多和饥饿,由于大部分人口在农村,所以发展农村副业生产和农村工业可以增加农民收入,解决饥饿问题;其次,兴办农村工业也可以避免人口向城市的过度集中,还可以防止城市劳动者与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因此,费孝通的结论不是把少数大工厂集中在大城市,而是应该采取将各种类型的小工厂分散在广大农村的发展方式。{9}
    《三访江村》的结论与1936年《江村经济》的结论几乎相同,费孝通始终认为振兴农村关系到国家的振兴。所不同的是,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的工业化已经开始上路,费孝通感到自己的梦想正在变成现实。{10}此后的二十余年,费孝通一直是指导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推动者,他的学术精神对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乡土、同情及自省
    费孝通从伦敦回国后,于1939 ~ 1941年因抗日战争而被疏散到云南大学任教期间还进行了一系列农村调查。1978年后,费孝通进行的地域调查和村落调查更加遍及全国的许多地方。{11}对于社会学和人类学而言,田野工作是最为基本的收集资料的方法,然而,如何理解田野,从田野中可以导引出什么问题,在涉及调查对象的领域和研究目的上,西方的社会学或人类学则与费孝通和柳田国男有很大的不同。
    马林诺夫斯基社会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是以“原始”社会为对象进行社会调查和分析,进而通过抽象使人类的社会与文化概念化。马林诺夫斯基利用他在特洛布里安群岛的田野调查资料,对“库拉”的意义、对交流在人类文化中的意义等各种涉及人类文化或社会的主题展开了学术性的讨论。而费孝通做学问的目的,归根到底是想通过对中国社会的调查和分析指出中国存在的问题。费孝通的田野调查始于开弦弓村,然后逐渐地扩大到了全中国。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费孝通转任北京清华大学教授,他积极著述,发表了很多研究成果。其内容,包括以反对内战和国民党独裁的民主同盟的立场,来分析以自由和民主为基础的新中国建设的各种问题;也包括引用开弦弓村和云南农村调查的资料具体地分析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费孝通是以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肩负其学术著述活动。1948年,费孝通相继出版了题为《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的论文集,其中最为重要的关键词便是“乡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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