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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田国男在《青年与学问》中写到：“‘乡土’一词的语感，比起故乡、乡下或地方等用语来，似乎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观念。”{17}他在指出乡土研究的重要性时说，日本的自然环境复杂多样，“农村生活的区域并不是单一的”，“放眼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国家，都没有像日本这样需要对学问做详细的地域性的分工”。乡土研究不能终结于地方的历史研究，而是要以各个地方为单位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进行比较而揭示某些事实和规律。柳田国男进而提出了新学问的方法，其中应该包括对于“民族固有的思想、信仰和感情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历史之特殊性”的研究。{18}那么，谁是主体呢?在《乡土生活之研究法》中，他写道：乡土研究的第一要义，简单地说就是了解平民的过去。对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疑问，对于那些截至目前尚未获得很好地解释与说明的问题，通过这方面的知识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理解，因此，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了解平民迄今所走过的路，对于我们来说，便是自我了解，亦即“自省”。{19}平民通过了解自己的过去，可以揭示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这就是作为新学问的乡土研究。这里的“平民”是指乡土的居民，也指日本人。柳田国男所说的“乡土研究”，就是乡土居民或日本人分别研究各自所处的乡土，进而比较各自的成果，其最终目的则是理解日本整个国家或民族。 所谓全新的“尝试”就在于此种方法和目的。在《青年与学问》中，他写道：“要了解目前的生活苦难，了解人们何以如此纷争、奋斗的形成过程，就有必要充分理解这个国家、这个集团与自己的关系，而能够说明这一切的关键，无法求诸于史学以外”。也就是说，学问的目的是要了解导致生活困苦的原因，为此需要历史性地理解日本、日本人和自己的关系。但与历来的传统史学不同，新的学问并不是以文献史料为主要材料的学院式的历史学，而是利用“乡土人”自己采集的资料，更加准确地理解“同胞日本平民”，{20}进而应用其中的知识揭示和解决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使生活变得美好。 1875年出生的柳田国男，成长于日本的近代化过程当中，他亲眼目睹了近代化进程中苦难的日本，于是，解析“为何日本贫困”这一问题，就成为他做学问的目的。据福田亚细男研究，早在著述《乡土生活之研究法》的20世纪30年代，柳田国男就已表现出此种强烈的倾向。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给日本的产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者纷纷失业后，又回到了农村，危机同时也波及到农村，农民生活贫困，状况悲惨。《乡土生活之研究法》正是柳田国男被极强烈的危机意识所驱使而完成的。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农村的贫困状况，柳田国男试图探索其中的原因。{21}他的这种学问之精神，又被称为“救世济民之学”。在《乡土生活之研究法》中，他有这样的阐述：“在我们的每一个乡土，存在着由我们自己去解明我们自身历史的路径，我们的学问必须为世人带来益处。学问是为了造福人类未来的现代知识，但要解决现代社会存在着的种种疑问，就需要了解过去的知识。换言之，就是综合我们采集的资料，再由乡土人自身对自己的内部予以自省”。{22} 柳田国男的“乡土研究”乃是由乡土的人们在乡土、地方或农村搜集资料，以认识乡土的历史，再对其进行相互的比较，最终的目的则是认识整个日本。从这个意义上讲，乡土研究是“自我反思”的学问，其结果的应用将有助于改善日本的社会现实。费孝通的学问是通过对本土社会的理解来明确自己的课题，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举措，柳田国男与费孝通的学术思想确实有共同之处。 四、近代亚洲知识分子的学问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和日本农村，都在近代化过程中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而走向萧条。中国知识分子费孝通与日本知识分子柳田国男面对同样穷困的农村现状，都认为应当通过学问来拯救民生。 川田稔曾将柳田国男的危机意识归纳如下：“尽管城市的工商业发展了，但农村经济的破产使农民陷入贫穷，这是导致日本经济全面衰退的原因。那么，为何农村经济会濒临破产?伴随着西欧化、城市化的进展，很多不一定适合农村生活的都市型、欧美型的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涌入地方，使得农民的消费生活和生活结构均发生了变化，然而，农村经济的困难局面却没有改善，从而使得农户的家计收支平衡出现了崩溃。而且，在政治经济的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的财富都集中到了中心城市，而无法以能够致富农村生活的方式再回流到地方，这就是柳田国男的看法。”{23}柳田国男对日本农村的此种认识，恰好也与费孝通对于中国农村的认识相一致。 费孝通与柳田国男都以“乡土”为研究对象，都曾致力于唤起人们去正确地认识构成本土社会与文化之基础的农村。他们认为，仅仅是导入欧美的科学和知识，并不能解决亚洲国家面临的问题。柳田国男曾指出，应该警惕“贩卖”的危险，并把力求实证的机会提供给学习的人们。{24}他认为，不应依赖对欧美的科学与知识的“贩卖”，而应该致力于对本土社会与文化的实证性调查与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