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的标题用了一两个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进行论证。因为，撇开文化研究的语用学看上去像什么样子的问题不说，并非完全清楚的是：文化研究要么是或者将是极为麻烦的，要么就是被某些人所需要的。毕竟，从某种激进主义风格的观点来看，语用学的概念似乎天生就是折中的，从一开头就承认了相反的立场，在某些描述中，那种相反的立场已经界定了文化研究的规划。在我的词典里，成为语用学的，就意味着关注“实际结果或价值”，或者说关注“从属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共同体的诸种事务”的问题。在我所熟悉的文化研究之中，很少有什么传统首先在这些意义上明显地是语用学的。的确，在政治意义上，始终存在着明确坚持文化研究关注点的实际关联。然而，在理论上对于实践的这种兴趣，在各种条件——体制的、推论的、政治的——之下，很难导致任何成熟的兴趣——那些条件确定了可行性的限度和各种形式。至于第二种界定——一个国家或共同体的诸种事务——在其实际存在的形式方面，它们恰恰经常就是文化研究本身明确表示要反对的。 于是，提出文化研究渴望一种语用学并且处于一种需要语用学的状态，就是为文化研究提出了一项修正方案。这部分地成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论证文化研究需要在与政府的政策关注点的密切联系之中发展起来，并在与作为发展一种更加平实的实践概念之手段的行业的联系之中发展起来，这个问题将支持与有可行性的领域进行实际的和创造性的联系。这并不是一个新颖的论点。的确，尽管人们经常使用不同的词汇，但它已经形成了从前很多时期的文化研究中的这一进展，即批判勉强把文化与政治过于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问题，这部分地源于文化概念本身的历史。因此，有帮助的是，让一种历史观对这个问题产生影响，以便重新发现文化研究内部较早的语用学渊源，这是现在需要恢复的“格格不入”的、起矫正作用的、后来已被证明是较有影响力的、对实际态度作出自由意志论的和相反的阐述，它们应当被文化研究所采纳。然而，在这么做的时候，我也力求使各种问题涉及到文化研究与作为更加宽广的语用学之一部分的政策之间的关系，那种语用学根源于认识到了存在于教育制度内部的文化研究的真实的体制状况。 确实，正是根据这种考虑，我才想把我最初的方向当作一条途径，以表明需要把关于文化研究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议事日程的论争，更深入地植根于各种环境之中，那些环境影响到了产生和传播、以及最有可能产生和传播它的各种形式。在这个问题上，提出这样两个因素是有帮助的。第一个因素存在于不断增加的写作的本文之中，它与按照竞争性的批判范例的观点来描述和评价文化研究的各种局限有关。这并不是说先前的文化研究缺乏批评家。相反，它关于知识之严肃性的种种主张，不得不面对各种为人熟悉的精英主义的轻蔑，这种轻蔑十分典型地欢迎一切与文化领域的权力关系有关的知识规划，而不是单纯地培养新一代的狂热消费者。还有，在政治上，在文化研究内部，以及在文化研究与密切相关的各种知识传统之间，也存在着关于它对文化、种族、性别与阶级之间的关系之理解的尖锐争论。不过，在整体上，在整个1980年代的大多数时候，文化研究显示出了看来或多或少不可阻挡的进展。它作为一个术语在国际上广为传播，因为它的螺旋形上升——显现在各种出版物、会议和文化研究课程的增加方面——很少受到严肃的批判或者反对。 对比之下，1990年代早期有大量批判性的研究著作发表，它们——大多根据的是社会学的学科范例——力求按照理论的和政治的依据来追问文化研究。吉姆·麦圭根（1992年）对文化研究的平民主义各个方面的批判成了一个恰当的个案，而戴维·哈里斯在其《从阶级斗争到快乐的政治》（1992年）里则谋划了一张更加广泛的批判网络，为了他所刻画的它最有影响的知识风格和范例之狭隘的、教条主义的特质而责罚文化研究。碰巧，我认为这两部著作都没有命中自己的目标。这并没有否认它们对文化研究的很多批判是有根据的；远不是这样。但是，两部著作都倾向于抨击在文化研究内部实际上早已受到批判的各种立场，但却没有显示出按其地位已经被接受了的各种新立场。这两部著作也把自己的注意力或多或少排他性地局限在英国，结果使不适当描述的程度达到了认为文化研究的创新和走向的大部分动力来自于“别的”地方（参见布伦德尔等人编的著作，1993年）。尽管如此，我认为，这些研究所表现出来的倾向应当受到欢迎——而欢迎恰恰是因为它把大部分必要的限度放在了文化研究渴望成为的那种知识规划之上。虽然通过把这些东西置于权力关系的语境之中而体现了各种新的跨学科的对于文化形式与实践之理解的一种主张，这始终是文化研究自我界定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这种观点却也经常与这种较有争议的论点纠缠在一起：即文化研究既有可能取代那些也与文化分析有利害关系的各种专门学科，也有可能超越它们。 在我看来，虽然这些论点中的头一个是有根据的并且需要进一步发展，但第二个却不是。当然，文化研究可能影响到对社会学、历史、艺术史、文学研究等等的关注。确实，存在着它已经发出的足够多的各种信号。然而，要指望它取代或者超越那些学科，或者指望它以某种方式因其跨学科的特征而内在地超越它们，却是一种既不可希望又不可欲求的幻想。相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内部独特的知识技巧与训练的价值及特殊性，既需要捍卫，也需要提升，而不是被“蚕食般地”错误取代和过度地把对跨学科性的价值的评价普遍化。那么，想象一种文化研究的未来，在其中提供了克服学科专长的一种知识的整体性，取代这种想象和需要的是，要形成一种更加清晰的关于特殊性的意义，由此限制分析和质询的各种框架，这样，文化研究本身才可能要求与更多已经建立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的关注点相联系与并列的权利。这将包括对它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的明确思考。为了文化研究的成功，它照这样变成高等教育课程景观的一个固定特点的代价，与它作为一种策略的价值没有关系，那种策略是为了组织起有广泛基础的大学生的各种学位以扩大学生人数，就与其中大多数学生的就业渠道可能有关的而言，都很少需要专门的学科训练。 这导致了我的第二个论点：如果文化研究现在拥有其批评者的话，那么它也拥有其教科书和入门书。如果出版商的图书目录成了可以据以评判的东西，那么这看起来就开始变成了一个朝阳行业。可以预言，这种进展会遭到文化研究内部的很多研究的激烈反对，因为它体现了一种体制增选的形式，这种体制增选代表了与其根本信用状相关的结果的开端。在文化研究被认为是一种内在对抗的和抵抗的知识实践方面，文化研究教科书的概念从此就成了某种像矛盾修辞法那样的东西，取代了把文化研究看成是一种不断运动的知识反抗的序列，这就把它变成了一种知识的实体，这种知识被编纂起来以便使它的传播体制化。例如，对斯图尔特·霍尔来说（1992年，第285页），体制化的前景代表了文化研究的“一个极为危险的时刻”。那么，与这样的观点形成对照的是，我要论证说：文化研究的教科书是很受欢迎的（问题不在于文化研究是否应当或者可以拥有其教科书，而在于它是否有好的教科书），而欢迎恰恰是因为它要求注意到这一事实：除了别的东西以外，文化研究始终是并始终有可能是一种体制化的教育学的形式。 然而，这却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主张。在我们已有的很多较有影响的对文化研究的看法中，它与各种教育机构和实践的关系，已经被描绘成不如它与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的关系重要。确实，在某些看法中，文化研究本身象征着一种幽灵般的社会运动，对工人阶级或反霸权的社会势力的联盟来说是一种替代物，在“彩虹联盟”的时代，那些势力要取代无产阶级的地位。在实质上，这种认为文化研究是“借助其他方式的政治”的观点，已经导致了对其各个方面令人遗憾的否定，并达到了这种程度：它主要的体制上的定位是在第三级教育机构内部，文化研究必然是由这些机构的议事日程形成的，因而必须有意识地力求以它重视这些议事日程的各种方式来塑造它自己的未来。 因而，我的论点的总方向将有利于更有限制的和更有约束的——但由于同样的原因也是更特殊的和阐述清楚了的——对文化研究的范围、关注点和过程的理解。迄今为止，如果它的抱负经常显得是自吹自擂和难以界定的话，那么我提出文化研究的语用学的目的，就是要勾画出它进一步发展的、更加明确的和可行的道路。由于这将涉及到对文化研究较为保守的观点进行批判性的评价，因而有帮助的首先就是区分批评的种类，使文化研究能够有效地和实用地归属于它们，以免少有帮助的批判和评论形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