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凡如实的政治 在早期的一篇文章里，我提出了：文化研究可以实用地“把它的作用设想为培训文化技术人员：即知识工作者，较少投入作为改变意识之工具的文化批判，而是根据政府的部署运用技术调节的手段来修改文化的功能”（贝内特，1992年，第406页）。这个见解的基础在于这一论据：文化政策的现代形式必须被看成是密切关系到并且部分地产生于各种方式，即在福柯意义上的文化领域通过这些方式如此深刻地受到统治的支配，以至于现在毫无意义的是——如果曾经有过意义的话——认为文化处在统治领域之外，通过它所提供的资源可以抵抗那个领域。这个见解已经激起了某些不同意见，其中一些具有极大的价值和高度的创造性（尤可参见奥里甘的著作，1992年）。但是，我依然要忠实于它，而且确实想进一步探讨它的各种含义，即作为形成一种更加如实的文化研究之知识政治学的概念的方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在与法兰克福学派的联系中就已经表明了：他感到“在面对贵族式的总体化批判的举止时有某种恼怒，那种批判保持着宏大理论的一切特点，结果无疑不是使自己熟悉经验研究的厨房里的肮脏”（1990年，第19页）。作为反击文化领域里知识分子的工作的传统风格的一种方式，布尔迪厄提出：他不断地力求发展一种与文化的语用学的、甚至肆无忌惮的关系，致力于“思考成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工作，这一工作就像其他一切工作一样，为了感到像知识分子，就要消除最有抱负的知识分子们觉得有必要去做的一切事情”（1990年，第29-30页）。这样，我关于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作为一名技术人员需要思考与统治领域相关的她或他的工作、需要与之联系起来的见解，也以一种相似的方式，以一种相似的抱负表达了出来，即要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形式与实质提出更加世俗性的方案，它们是在文化领域里表达和定位自身的。 在阐述这种观点的含义时，这会有助于思考各种相反的方案，当知识分子们试图思索出文化研究与什么有关或者应当与什么有关的时候，那些相反的方案有可能占优势。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文章《论“文化研究”》——对1990年在伊利诺伊大学召开的文化研究会议的论文集的评论——提供了一种合适的对照。杰姆逊的文章开头就说：“被称为‘文化研究’的愿望，或许最好从政治上和社会方面被看成是建构一种‘历史集团’的规划，而不是在理论上被看成是一门新学科的楼层布置图”（1993年，第17页）。杰姆逊接着说，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它的抱负就已经被斯图尔特·霍尔最为清楚地表达了出来：霍尔认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是按照葛兰西关于体制知识分子的概念的模式来塑造的。如霍尔指出的，这种规划的形成靠的是这一意愿或希望：知识分子的工作可能与一种正在出现的历史运动达成一致，因此可以按照“有时可能有一种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运动更大的运动的可能性”来作出推断（1992年，第288页）。杰姆逊论证说，需要把文化研究认为是一种规划的方案，赞成“要把一系列异质的‘利益集团’铸造为某种更大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运动”，虽然他很快就指出实践经常是有差异的，至少是在美国的语境中，孤立主义的身份政治的各种见解在那里时常胜过了这些综合性的政治抱负。虽然明确地认识到了文化研究的乌托邦面貌，但把文化研究看成是“表现了各种社会集团之间一种有计划的结盟”（杰姆逊，1993年，第17页）却仍然是杰姆逊所偏爱的一种观点。他提出，结果，“它对于作为一项知识分子的事业或教学事业的严格阐述，也许完全不像它的某些拥护者们感到的那么重要”——这种立场反映了一些相对不重要的问题，它们与可以当作一种学术计划的形成有关，与那种可以在各种教育机构中占据一席之地的立场有关。 我认为，这是文化研究内部已经存在的、并仍将存在的一种重要趋势的完全转折。然而，我认为，它至少在两个方面是一种有严重错误的转折。首先，就文化研究包含了（除了别的东西以外）一套定位于学术机构内部、或者在其他方面依赖于学术机构以及与之相关的教学和研究计划而言，它低估了密切而详细关注这一点，即它重要的机构场所的后果的意义。从这种观点来看，关注文化研究方案中要提出的知识、教育和培训的各种形式的问题，以及关注培训学生要面对的各种未来命运的问题，对于将被证明能够发挥的各种长期的实践效果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不过，也许更为重要的问题——而这使我想到了我的第二个论点——涉及到文化研究可以理解地渴望的各种实际效果。它可能提供一个为一场正在出现的历史运动作好了准备的知识分子阶层，而这个阶层接着又会在体制性的某个时刻使自身归属于那场运动，这种前景看来日益不大可能，而且有很多原因。首先，在政治上想象的对这些期望的支撑，现在受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弥合并使其复原的种种企图，例如像埃内斯托·拉克洛和尚塔尔·穆夫的著作所做的那样，已经非常明显地因此失败了，它曾被认为是在文化研究发展起来的西方社会中一种现实的甚或诱人的前景。其次，也许最终是更加有力的，它所提供的体制性的前景是支离破碎的。当然，个别的人物可能很优秀，但重要的是，这关系到体制知识分子在涉及特定社会运动或集团方面所采取的立场的作用。然而，认为文化研究为正在出现的各种进步社会力量的结盟提供了一个体制知识分子的阶层，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因为，即使设想这样一种结盟是现实的或确实的，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政治前景，但文化研究却全然不是那种可以承担这样一种任务的东西。它在体制上的定位不允许它做那种工作，在这一领域里工作的那些人——就我们全体而言，由于凭我们的工作所确立的社会地位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论我们个人经历的背景和信任状可能是什么——都不具备做那种工作的资质或能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