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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很明显的是，这对威廉斯来说不单单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不只是他所说的某种东西。它也影响到了他所做的很多事情，尤其是在数十年间他参与到战后英国文化政策实际的议事日程和各种机构之中——却没有放弃他在知识上的独立或批判的声音。在这一点上，威廉斯不只是向“国际学校协会”发言；就他与相关的“艺术委员会”的关系而言，他充分发挥了一个成员的作用，而该委员会是英国战后最为重要的文化政策形成的机构之一。他在1981年所写的一篇文章里就此不得不说的话是有启发性的。威廉斯评论了与文化政策的目标相关的四个不同概念——“美术的国家庇护人身份；意在引导发展经济的政府投资；干预市场；扩大和改变通俗文化”（1989年，第142页）——它们可以引导一个像“艺术委员会”那样的团体（或者我们可以接着说，还有澳大利亚的委员会，加拿大的人文学科委员会或捐赠基金会——以及大批有关的团体，它们现在在西方发达社会的文化管理领域里急剧增加）的各种政策，他毫不令人吃惊地说明了他对这四个概念中的最后一个的偏重，因为在它所提供的惟一有效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凭着良心从总税收中为艺术募集资金”（1989年，第148页）。虽然威廉斯认识到了在“艺术委员会”里这不是普遍的看法，但他很清楚这是“因为它[该委员会]存在着，它就成了争论必须开始的地方”：
威廉斯的文章的结尾转向了凯恩斯——“艺术委员会”的缔造者——感谢他对“一种开放和坦诚精神”的重要贡献（1989年，第149页）。于是，就是因为这个威廉斯，我才要提出：我们现在应当转向一种相似的精神，并感谢他的著作的另一些方面，尤其是这种较为概括的理论阐述中的一些内容，我们现在需要表达出我们同它们的距离。在威廉斯的文章《文化理论的运用》里有一个段落，它以一种责问的语气大肆追问：“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为短期形势而作的长期调整”是否就“决无止境”（1989年，第175页）。安德鲁·米尔纳（1993年，第88页）准备考虑这种前景，仅仅因其不大可能（并且完全正确）才加以拒绝：威廉斯在作出这种评论时心里可能只想到了我自己，虽然在我看来不大可能，但他只想得出结论说，他的靶子很有可能是斯图尔特·霍尔。 事实上，威廉斯完全清楚他心里想着的是谁：即那些为知识上和文化上的先锋主义的各种形式进行辩护的人们，“它们的基础实际上仅仅是它们的各种否定和包围的各种形式，它们反对一种超越它们的无差别的文化和社会”（1989年，第175页）。这段话的第一部分足够有力地透露出了威廉斯对那些人的不耐烦：他们把自己的立场放在了纯粹否定性地和先验地构成的批判基础之上。然而，正是在第二部分里——提到了积极地实际参与现存的政治议事日程应当指向创造一种“无差别的文化和社会”，它们是由“承认以及较广泛的共同关系之可能性”所形成的（1989年，第175-176页）——威廉斯自己立场的各种局限才很明显。在现在的各个社会里都可获得的、文化研究在其中已经取得了某些进展的政治和文化形势中，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和作为不同历史的结果，在那些认识到了并提倡文化多样化具有较为紧迫的优先性的社会里，威廉斯在这里所提出的长期的观点便丧失了它的一致性和价值。于是，对这位特殊的小资产阶级理论家来说，问题不在于为短期形势而进行长期调整，而在于进行长期调整是因为长期形势本身现在必须以各种新的方式来思考。 同样重要的是，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日常问题，它们属于政府和政府计划的广泛范围中的文化管理，而且确实属于对文化资源的利用，解决这些问题在后果上会对我们的全部生活方式有影响。惟有认识到文化在这种意义上是普通平凡的，对理论和实践两者来说才有可能重视这一事实：像其他一切活动领域一样，它们实际上的未来，大部分要由日常提出和解决文化政策的这些实际问题的方式来决定。 本文译自吉姆·麦圭根编《文化方法论》，伦敦，塞奇出版公司，1997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