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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凤凰村、南景村的重访 基于对广东潮州凤凰村的调查，葛学溥（Daniel H. Kulp）写了《华南的乡村生活》，（参见Daniel H. Kulp, 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5。于1925年出版。）作为第一本对华南汉族乡村社区进行研究的论著，他的研究对汉学人类学具有开拓性的意义。1994年至1998年间，周大鸣重访凤凰村，对该村70多年来的社会文化变迁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参见周大鸣：《重访凤凰村》，《读书》1998年第9期；周大鸣：《凤凰村的追踪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他比较了解放前后人口的变迁、婚姻习俗的变化、家庭结构的变动，讨论了宗族的衰落与复兴以及祖先崇拜的主要仪式，分析了民间宗教信仰的特征以及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他发现，在凤凰村经济生活的变迁中，村民依靠多种经营和非农产业增加了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他由此认为，都市化将是该村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1959年，杨庆堃关于1949年前后南景村社会转型过程的民族志报告《向共产主义转化前期的中国村落》在美国出版，参见C. K. Yang, 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 Cambridge, Mass: The M. I. T Press, 1959。并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和人类学系追踪其城市化进程的起点。从1999年12月开始，孙庆忠对该村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记录了90年代以来南景与都市渐趋融合的变迁过程。（参见孙庆忠：《今日南景》，《读书》2003年第1期；孙庆忠：《都市村庄：南景》，《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从城郊聚落到都市乡村，从地道的农民到身份的彻底变更，南景个案蕴涵着普遍的意义，它浓缩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终结”的演进历程。作为中国乡村都市化进程的一种典型模式，为探求乡村社区与都市的关系，解释乡民文化模式在都市的转变，提供了富有解释性的证据。 （四）台头村、后夏寨村的再研究 1945年，杨懋春关于中国北方农村的民族志著作《一个中国的乡村：山东台头》在美国出版，（参见Martin C. Yang, A Chinese Village: Taitou, Shantung Provinc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5。）并在美国人类学界和汉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美国人类学家戴瑙玛（Norma Diamond）调查了台头，并描述了改革开放前农村生活的基本景象。（参见Norma Diamond, “Taitou Revisited: Prospects for Community Restudies,”in Anne F. Thurston and Burton Pasternak ( eds.),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Fieldwork in China, pp.123-142. Colorado: Westview Press,1983; “Model Village and Village Realities,”in Modern China,vol.9: No.2, 1983。）其后二十年，潘守永重访台头，一方面描述了它的最新变化，另一方面则思考了乡村现代化进程及其相关的社会文化问题。（参见潘守永：《重返中国人类学的“古典时代”——重访台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潘守永：《“一个中国村庄”的跨时空对话——“台头”重访》，《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他在解释乡村社会变革的同时，还通过对农民生活和交往圈的考察，否认了施坚雅及其追随者的集市体系理论，认为杨懋春的研究虽考虑到村外关系，但仍以村内和家庭生活为主，实在是抓住了中国乡村社会文化的本质。 在关于华北村落的研究中，日本“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曾于1940年11月至1942年12月间，组织人员对河北、山东的六个村落进行了多次实地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汇编为六卷本《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依此资料，黄宗智完成了对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的研究，（参见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则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了村落与国家的关系。（参见[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001年7月至8月，兰林友在考察了华北六村之后，入住后夏寨村进行调查，并在反思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情境性社会关系解说模式与残缺宗族分析概念，从而对黄宗智（他认为后夏寨的村落政治是由亲属空间决定的）和杜赞奇（他认为村落政治是以宗族竞争为主线的）所持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质疑。（参见兰林友：《追踪调查再研究模式：研究取向的探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总之，自中国大陆的人类学重建以来，汉族社会研究在承袭传统、拓展研究领域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学者们一方面将田野调查与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知识相结合，在人类学研究方法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另一方面紧紧把握社会文化变迁这一主脉，关注现实问题，体现了人类学的应用价值。然而，对汉族的人类学研究也存在如下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