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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乡村民族志报告匮乏。人类学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以民族志的方式呈现人类文化和社会知识的多样性，这也是理解各种文化背景下人类行为与思想的前提。然而，由于汉民族自身的特点以及学科建设的薄弱，二十年来，虽有对华南、华北汉族社区的一系列研究，也不乏立足乡村调查对仪式与社会变迁的专门探讨，（参见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但乡村民族志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相对于迅猛的社会文化变迁和学科发展的需求都是滞后的。人类学研究需要扎实的田野工作，并由此产生具有创见性的学术作品。只有这样，汉族社会研究才能为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提供大量的实证资料，使立足于乡土中国的研究融入当代人类学的主流。 第二，“深描”性学术作品鲜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社会与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的探讨，从港、台地区延伸至大陆，目的在于以本土的知识，建构新的理论体系，从而为世界的人类学做出独特的贡献。然而，已有的乡村研究还无法对汉族社会的某种文化现象做出深层的理论解释。一方面，以情绪、情感为切入视角的文化心理研究尚未开启，对特定地域文化、族群的研究缺乏深刻的体认与诠释；台湾的一些人类学者基于自身田野经验的体会以及对国际人类学和心理学发展趋势的回应，认为只有从此角度切入才能对文化现象有较深刻的理解，才会产生有深度的民族志。在这种思想的刺激下，他们分别以台湾汉人和原住民等不同族群和社群为研究对象，对台湾社会的情绪、情感与文化现象做了初步探索，以期在材料收集和理论解析上都有所突破。（参见胡台丽、许木柱、叶光辉主编：《情感、情绪与文化——台湾社会的文化心理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00年印行，《导论》第1—15页。）另一方面，也无法像西方学者那样，通过对中国民间宗教与仪式的探讨，或解释其深层的认知结构及其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运作逻辑，或解读其中的政治内涵及其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从而推出一批富有解释力的研究著作。（参见Steven Sangren, History and Magical Power in a Chinese Community,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Stephan Feuchtwang, The Imperial Metaphor: 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1992。）我们的乡村民族志研究更多的还停留在对文化认识的表层，这样就难以凸显汉族社会文化的特性，更无法对以往的研究成果提出新的观点和解释。 第三，理论反思性研究不足。人类学研究如何在前辈学者乡村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如何通过深入细致的田野实践与海外人类学研究进行学术对话，一直是学者们共同关注的问题。在这方面，王铭铭的《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参见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无疑是对西方“汉学人类学”做出全面述评与回应的开拓性著作，其学术价值在于不仅全面把握了西方汉学人类学的发展及其理论，而且对建构本土研究的理论模式、提升汉族社会研究的水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以费孝通为学术指导、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负责编辑的“社会学人类学论丛”以及徐杰舜和周大鸣主编的“人类学文库”和“人类学高级论坛文库”，也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汉族社会研究的进展状况和理论贡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学术视野和研究旨趣的局限，这种理性回应式的学术成果极为有限，致使所谓“反思性继承”尚未成为人类学研究“成熟的自觉”。 乔健认为，1978年后逐渐开放的中国大陆，展现在全世界人类学学者面前的是一幅世界文化中绝无仅有的文化图像：在中华大传统文化的主题下，因地域差异而呈现具有明显共性和突出个性的小图像。随着人类学研究由华南沿海地区向内陆区域的不断延伸，将产生大量重大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除了能对中国文化与社会的本质提供新的、实证的与客观的说明外，更能采用新的案例来确认与诠释人类学的许多基本论题。同时自然也可以质疑甚至否定某些论题，更可以从中发掘更多新的论题。现代人类学将在新的中国资料中受一次洗礼，之后它会变得更有世界性，并提升到更高的理论水平。”（乔健：《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乔健主编：《社会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1998年版。）但事实上，从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汉族社会研究的实践来看，这种预言依然是中国人类学的期待。 三、海外人类学关于大陆乡村的研究 海外人类学这里的所说的海外人类学研究，指的是海外以英文发表的著作，其中包括在西方从事研究工作的中国学者的著作。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葛学溥对凤凰村的调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林耀华、杨懋春、许烺光对江村、黄村、台头村和西镇的研究饮誉海外，被视为中国农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嗣后，杨庆堃对南景村的调查再现了1949年前后中国乡村生活的历史性变迁过程。这些经典之作使西方世界了解了中国乡村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与学术环境的转变，海外人类学家只能通过在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社区的田野调查或凭借仅有的文献资料来研究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海外的人类学家得以走入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区域，研究类型各异的“文化图像”，乡村民族志也因此在八九十年代再度成为解读中国社会的有效路径。这期间，虽然也有对城市生活的关注，（参见Martin Whyte & William Parish,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但大部分学者还是在做乡土社会的研究，他们不仅展示了丰富的“地方性知识”，书写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史，也在研究范式转移的过程中实现了理论的创新。这些深入体察农村社区的人类学研究，虽然还是侧重于对乡村社会生活的描述，但已不再局限于如何从一个乡村反映整个中国，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乡村与国家的关系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