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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作为艺术———而不是作为遗留物身份，它的重新定义也被运用到英美民俗知识的传统中。弗朗西斯•格姆(Frances B .Gummere)的民谣理论假定那些民谣是远古诗意的遗留物。格姆认为那些诗歌不是诗人个人的作品而是群体的作品12。事实上，格姆的诗歌共同创作原理试图使格林兄弟的声名不佳的民间歌谣(das volk dichtet)创作特点理性化。按格姆的观点，民歌有共同创作的痕迹因为它特殊的特征——客观性、重复性、匿名性——但这种诗歌创作只能在原始条件下才能产生。口头传统是这种诗歌的敌人。因而，对格姆来说，有两种即兴创作：“一种是群体歌、舞中的韵文即兴创作”，在这时是民歌创作(Gummere:1959:22)，但也有另一种“口头传统的重要因素……使这种共同歌曲的因素一再产生”(Gummere:1959:62)。歌谣的这种特征对它的原生性和真实声音是一个威胁，因此以格姆的观点，如果“歌谣能够反映原始生活方式”的话，它也只是“很微弱、很遥远的声音”(Gummere:1959:15,63,338,344)。 格姆努力想要在集体创作的基础上区分民间歌谣，但遭到一些以不同前提为基础的民俗学家的反对。乔治•莱曼•基特里奇(George Lyman Kittredge)尽管在很多情况下支持格姆的观点，但他想当然地认为歌谣应该有很多种创作方式。但是，民俗必须承认“口头传统的过程……这对真正歌谣的创作是比较关键的”(Kittredge,引自Wilgus 1959:34)。塞西尔•夏普(Cecil Sharp)，作为一个达尔文进化论者(如泰勒，但他的追随者不是)，认为口头传播不是民歌保存的过程，而是民歌得以“发展和创造的过程”(Sharp 1907:10)。对夏普来说，民歌不是自生的而是创造的。个体的变化，就像生物的变异，使民歌的发展成为可能。但个体的变化，也像生物的变异，是注定要灭亡的。只有那些有适应性优势的变异才最终生存下来，只有那些反映了共同的品味和情感的歌谣变化才最终永存(Sharp 1907:11-12)。共同性在民歌的最初可能没有作用，但在民歌的选择和构造方面却意义重大。夏普写到：“民族特性最终决定了不同民族歌谣的特殊品性”(1907:29)。 菲利普•巴里(Phillip Barry)脱离了达尔文的框架也达成了共识。民歌是“个人创作和集体创造的结果” (Barry,转引自Wilgus1959:69)。它是“传统……[形成了]民歌特殊的类型”(Eckstorm 和Barry1930:2)，对巴里来说，传统不过是个体民歌手的创造和再创造的总结术语(Barry 1933:16)。而且，他还认为民歌是“心理的问题”(Barry 1933:5)，反映了性情——意识和无意识的——那些唱他们的个人和群体。戈登•基诺德(Gordon Gerould)在很大程度上赞成巴里的观点。不管他们的原始形态如何，民歌都是“再创造的同一过程的产品”(Gerould 1923:22)。民歌是“传统艺术”的产品(Gerould 1923:24)，因为“传统动力和传统倾向……取决于它”(Gerould 1923:27)。基诺德的《传统歌谣》的出版标志了歌谣起源和作为身份遗留物的民间诗歌问题关注的结束(Gerould 1957:169)。传统歌谣不是远古民间的诗化，但“反映了……观点和情感”和“普通人的情感生活”(Gerould 1957:134-135)。如果他们和过去的想法及情感有联系的话，也是因为他们的创造者在面对这个新的变化的世界时还没有放弃他们的“旧的想法和方式”(Gerould 1957:161-162)。如果他们反映了过去，也是因为在部分人群中，过去依然还存活着。 从起源研究到传统和传播研究的转变不只是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故事和歌谣的形式改变了。民俗的改变决不是世纪转换中民俗学家们的发现。但在20世纪，民俗学家们重新定义转变的关系时把它转向对身份的描述。改变的事实再也不能证实重构土著形态时身份的状况。如果民俗能反映身份的话，那么身份也能通过传统过程在民俗中得到了运用。 由朱利叶斯•科隆(Julius Krohn)阐明，卡尔•科隆(Kaarle Krohn)精心阐述和编辑的历史—地理学派或芬兰学派一直就是鲁布•金伯格(Rube Goldberg)民俗研究中的方法。尽管它在20世纪初具有重要的影响13，但它要求精心的阐述和辛苦的努力，从而在不太确定的条件下推导出结果。当然作为一种方法，它关心的是在国家和大陆的范围内追溯民俗形式的流变，这看来与身份问题是对立的。它关心的重点是民俗的类型而不是民族的性格。这种方法是想恢复远古芬兰民族的最初形式以及探询诗歌的源头，在这当中，芬兰身份得到了遵守。朱利叶斯•科隆运用此方法的目的就是要证明卡勒瓦拉的独特性。但他没有成功(Krohn 1971:14)，他被迫在别的地方寻找芬兰身份——在传统的过程中14。换句话说，这种方法的发展和身份事项紧密联系在一起15。 对芬兰方法的抨击是有益的，因为他们认为它的研究偏离了身份。卡尔•凡•塞都(Carl von Sydow)批评这种“纲要性”的方法忽视了生活过程中民俗的地点(von Sydow 1948:44)。凡•塞都(von Sydow)引入了许多概念——比如主动和被动的传统接受者和地方类型(oicotype)——把传统定义成有机过程。地方类型一再被当代民俗学家认为是有益的概念，这很有意义(Dundes 1989:72-73)，因为是地方类型导致了民俗学家回到身份问题。但凡•塞都自己认识到，地方类型是打上了“独特性格”的传统，这种独特性格可能是“国家的、省区的或教区的”(von Sydow 1948:16,243)。罗杰•艾布拉罕姆斯(Roger Abrahams)和阿兰·邓迪斯一再提及这个概念，他们强调它在说明群体的“生活态度和倾向”时的潜在意义(Abrahams 1979:399)，它的“局部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倾向”(Dundes 11989:73)，因此重新把历史——地理方法和身份问题联系起来16。 如果术语地方类型化(oicotypication)还很少被民俗学家使用的话，那么这个术语定义的过程已经成为民俗研究的中心。对理查德•多尔逊(Richard M. Dorson)来说，取自国际形态宝库中的材料却染上了“民族特性和历史条件”的色彩。如果美国民俗展示了“独特品质”的话，那是因为美国人在旧的世界知识中标上了“他们经历的新鲜事物”(Dorson 1946:3)17。历史-地理方法只有通过“比较”才可能描绘独特的国家和地区形式，这对多尔逊(Dorson)来说才是重要的。尽管北美民间故事受到英国的影响，新世界中旧世界传统的变化还是清晰可辨的。美国故事比英国故事含有更多的变量。美国变量中仙女和精怪的母题是残缺的，但美国变量包含了大量的幽默母题。这表明欧洲现存的夸张倾向在面临新世界的困惑、美国的移民形式和殖民地的社会条件时发生了碰撞(Baughman1966: xii-xvi)。就是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多尔逊自己声称美国幽默的独特性——事实上，这种幽默构成了美国的“喜剧神话”(Dorson1939:xv)———最终取决于此。多尔逊乐意尽力描绘美国的地方类型，即使他自己从不使用该术语。他特别赞成斯坦利••埃德加•海曼(Stanley Edar Hyman的论文)《美国童谣》(Hyman1957)，因为它把那些英格兰和苏格兰歌曲进行改变而代之以“美国精神，否定死亡，反对悲惨经历，性压抑，践踏虔诚，和它对理性主义的疯狂强调，不合逻辑和乐观精神”(Dorson 1978a:105)。 传统变化中的身份定位是重新定义民俗和身份之间关系的重要标志。身份以某种方式和过去相连的观念始终无法根除。但过去的意义改变了。“过去”不是时间上的某个特殊时刻，这时的民间是整体的、纯净的，而是时间上必要的延续，足以让某个群体在他们的民俗体系中留下他们身份的特殊标记(Ben-Amos 1971:7)。最初，人们认为这要几代人才能完成(von Sydow1948:242; Dorson 1952:7)。而且，改变要群体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参与。这种过程是民主的、共同分享的，不是少数几个人能完成的(Dorson1952:7)。民俗的变化不是质朴风俗恶化的标记，而是真实性的代表 (Dorson 1945:215)。变化表明民俗曾经经过了转型。不管它的源头是什么，民族总是在不断地创造民俗18。 不可避免，无论是明白无疑，或是深沉含蓄，人们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谁创造了民俗，一个群体要经过多久才能在民俗中形上自己独性的品质。随着那种缓慢的、单调乏味的、依赖的、相似的形象的瓦解，基本上形成了“传统社会”(Abrahams 1971:24-25;Bausinger1986:27)，面对生活中工业、市场带来的迅速变化，社会中的媒体力量，问题就自然产生：一个群体的身份怎样和不同时刻中、由于其它原因、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形成的传统联系起来(Abrahams 1971:26)?即使是多尔逊也认为美国民俗和它所反映的“主要目标及渴望”也是不断变化的。美国民俗产生的“动力”——宗教，民主，经济和人性——伴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每一次变化而轻率地改变了(Dorson 1973:1)19。 因此，民俗学家着手减轻民俗中传统的负担(Ben-Amos 1971:8-9)。他们使用的方法就是重新定义民俗。民俗定义为“口头艺术”(Bascom 1955)，“小团体中的艺术交流”(Ben-Amos1971:13)，“表演”(Bauman1975:290)，“法令”(Abrahams 1977:84-85)，“日常生活中的美学”(Kirshenblatt-Gimblett1983:234)，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消除民俗和过去的必要联系20。相反，民俗在美学“活动”中诞生了艺术;活动只有在此时-此刻(Bauman 1971a:v,1977:123)，把“过程、物品和语境”联合起来才能被掌握。民俗不是延续而是某个时刻的重现。事实上，每个民俗都涉及到即兴创作冲动中的群体的“唱歌跳舞”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