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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当然是一个政治实体，但它也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请允许我引用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的话来说，从时间上来看，“男人(而不是女人)的国家生活大部分是想象的。”(这是怎样的一个想象!)也就是说，它依赖于它所表征的和想象的。正是通过民族文化——它不是一类事物，而是一种社会表征体系，而不是原初状态——并通过它的表征形式，才产生了所谓的民族身份的身份证明(身份意味着身份证明，或者说需要证明)。也就是说，赢得，有时相应地也会失去。所谓的公民民族主义的自由派观点是不允许任何文化特殊主义公开践踏公民身份的现世的普遍形式的。回顾一下，这种观点是很不恰当的。这种观点需要从根本上补充一下，需要认识到，他们所说的英国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实体，而且也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那个不列颠精神，如同所有的民族话语一样，都深深地扎根于一整套密集而复杂的文化的含义、符号和映像中，并有选择性地被编织到流行的民族叙事之中。充斥在不列颠精神中的只有这一点。从另一方面讲，它只是一个带有特定社会内涵的空洞能指。我认为，民族故事的流行版本系统性地夸大了民族的统一和同质。它也系统性地低估了(没有充分地表现出)民族、地区、本土、阶级、性别和语言固有的深刻的差异性。事实上，诸如此类的民族话语并不反映业已存在的统一体，这些话语建构一种统一体，是从这种统一体所遭遇的许多差异性中来建构一种统一体。其许多复杂而相互冲突的方面被简化为一个简单演变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述的是本质的、持久的、联合的和胜利的统一。例如，几乎图腾的每一个条纹都构成了英格兰或不列颠巨大成就——其中大多数的确是英格兰的，恰如你将看到的那样——在巨大的成就中，我们可以列出议会主权、言论自由(或者至少在议会上能够自由报告)、公民权的扩充、奴隶制的结束、停止雇用童工、为保护工作条件而结社的权利、国家医疗服务、福利：其中的每一项都是一类英国人跟另一类英国人激烈斗争的产物。只有通过回顾，拂去尘埃之后，它们才会毫无漏洞地被重新编制于不列颠精神上升期的故事演变之中，然后又毫不费力地在不列颠精神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每日邮件》用6页的篇幅讨论那些批评我们报告的意见的时候，他们委托约翰逊(Paul Johnson)写了一篇题为《英国人赞》的历史散文。这篇文章的开头用了一幅英国杰出人物形象的照片。我注意到照片中没有黑人或亚裔人。我大吃了一惊!(笑)照片中也没有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之后的人;苏格兰人只有查里斯一世和詹姆斯一世;查里斯一世的画像与克伦威尔的画像联在一起，这样，神圣的君主权利和议会权利就可以达到双方均衡，并成为同一时刻中的事情，而这正是我们英国人引以为自豪的。正如Norman Davies曾经指出的：“英国应该是固定的和永久的，英国人可能意识不到自从1066年以来事情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最后，让我们回到全球化层面上的差异性问题。从文化上看，全球化的主要趋势是趋于文化的同质化。它并不是必然的，但绝大多数人们似乎都能感觉到全球化在全世界的文化领域中所引发的全面推动力。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的是，全球化在不同社会之内和之间还具有不同的效果。从这一角度，全球化——有人会认为它将改变一切，而有人则会认为它只不过是我们长期以来业已存在的一种体制在形式上的更新和现代化。无论怎样，都是你的视角——全球化就是不能被当作是一个自然的和必然的过程;不能认为，全球化的影响力就像命运一样无法抵抗和改变，只能服从。也就是说，它并非像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向托尼·布莱尔所描述的那样。毋宁说，它是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化过程。也就是说，它必然是一种支配性结构，它具有某种重要驱动力和全面的导向，但它不能在自己的轨迹中控制、同时又影响所有的事情。作为一种意料之外的效果，它确实能产生附带的形式和浮现反向趋势，这些形式和趋势依旧是片断化的、分散的，但它不可能加以综合，不会想方设法地去同质化——也就是说，积极依附于其更大的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顺从差异的体系，而不是消除所有差异的同义反复。如果我们考虑到全球化的局限性在哪里和怎样出现，考虑到抵抗力和抵抗战略在哪里会发展起来，这一观点就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除了全球化的同质化趋势，还有一个趋势，我想称之为“差异性的次增值”(subaltern proliferation of difference)。从文化上说，这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似乎看上去更加像是——全球化文化的美国化，与此同时，附带产生的差异性也在明显增加;也就是说，美国的文化、经济和高科技的垂直面似乎不断地被横向切割，并被横向联系略微偏移了，产生了这样一种意识：世界是由许多不同的本土组成的，计算全球化的垂直面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尽管这些本土区域差异性不会立即依附于对全球化的选择或立即依附于世界可能会变成的图像)。在这一模型中，古典启蒙式的二元论(它不断地重复出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这个领域)，被我所称之为的一系列本国现代性所置换。例如，大家可以想一想，西方电视大餐试图填满印度和中国的胃口，这样的方式不得不被迫从战术上退却——而不是相反，那太乐观了。它只有通过本地电视产业的本土化才能发展。尽管它们的本土化当然要与大媒体公司的技术和全球规则相接轨，但由于所提供的形象是当地的，本地产业的运转植根于不同的文化传统之中，因而它们的本土化使得形象范围变得复杂化了。有人把这一点看成是缓慢西方化的过程，其他人则认为这是这些地区的人们的确试图进入现代化的方式——也就是说，获得搞科技的丰硕果实——却想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做到这一点。 在全球语境下，本土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的斗争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最终解决，甚至也不能完全得到解释。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一个全新的语境下使用了延异(differance)这个概念，而不是差异(difference)概念。他说，延异是无格式的移动，并产生了这些差异效果。延异这个概念最重要的东西是，它不是二元的，在绝对相同的东西和绝对不同的东西之间，并没有一个二者必居其一的形式，它是“相似性与差异性的交织，拒绝分离地进入固定的二元中的另一方。”延异使一个系统具有如下特征：在这里，每一个概念和意义必须在一个链条上或系统中得以描述，在这个链条或系统之内，每一个概念和意义指向他者，凭借着差异的系统作用指向其他概念和意义。在此意义上的意义没有起源，也没有最终的目的地，它永远处于过程和转换之中，沿着一个谱系在方位上被定义。它的政治价值不能被提炼;也就是说，它不能从不断建构它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作用中得以提取，它只能在与那些像往常一样在那一时刻界定文化范围的其他能量的关系中得以界定。 延异策略依然不能开辟一种全然不同的生活形式或者保存原初完整无缺的生活旧有形式。现在，让大家普遍认识到这一点，这绝对是正确的和现实的。在霍米·巴巴所谓的“少数民族的时间疆界”中，这些延异策略得到了最好的体现。有意思的是，我们越来越多的主流社会也在少数民族的时间疆界中运转。然而，对于延异而言，最重要的是它阻止任何系统固定化为完全封闭的和完成的整体。毋宁说，它出现在缝隙之中，而正是这些缝隙构成了抵抗的、改变和干涉的、转换的政治场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