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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传承与阐释等问题关注的同时，莫泽尔也引发了后来在民俗学界被称为“民俗主义的讨论”。他把对民间传承的批判性目光投向民俗学学科自身的传承，发现所谓的传统经常是“二手的民间文化”。他指出，19世纪和20世纪以保存民俗为己任的民俗学的运作程序大多是，民俗学（者）自己首先去寻找和发现一些具有风俗特点和传统特征的内容，为它们贴上使用说明书，然后再以“民歌”和“风俗”的方式还回到“民众”当中。在民俗学者发现传统的同时，他们也部分地发明了传统，民俗学自身成了传统性的制造者。这一讨论当然动摇了对民俗学的基本理解，因为它一方面使“民间风俗”与“民俗学”的同谋关系昭然若揭；另一方面，民俗学倡导的风俗保护在纳粹时期达到了其辉煌的顶点这一事实，也不容置疑地被纳入民俗学的反思议事日程当中。此后，尽管莫泽尔也曾遭到过激烈的批评，但是，他对民俗学的批评所产生的影响却不可遏制：民俗学作坊场中的一扇窗户终于被打开了，清新的空气随之扑面而来。 “技术世界的民俗学” 对民俗学传统的另一反叛来自于60年代图宾根大学的民俗学研究所并与海尔曼·鲍辛格 （Hermann Bausinger） 这个名字密不可分。它的出现尽管晚于“慕尼黑学派”，但是它对德国民俗学影响的直接和深远程度则要超过前者。当时，鲍辛格刚刚获得该研究所的教授席位，出版他的教授论文、一部具有纲领性的著作：《技术世界的民俗学》。在书中，他表述了自己的主导思想：“如果我们不把民众世界理解为无时间性的内容和无法现实化的观念，而是理解为‘普通人’真实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民俗学就又回到了历史的领域。”（Hermann Bausinger，1961：117）就民俗的历史性而言，鲍辛格接受了莫泽尔关于将民俗“时间化”的思想，并更向前迈进一步：他把当代社会看做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和出发点。这样一来，民俗学本身变成当代文化的一部分，因而它也必须面对当代社会的问题而做出响亮的回答。如果我们要以正确的方式执著于这一学科固有的研究对象，或者说，从现在开始才真正执著于民俗学应有的研究对象的话，那么民俗学就必须关涉到“小人物的真实世界”：在分析民众生活的社会环境时，不应该有任何神话性的和浪漫的声音。在历史的长路上，民俗学研究对象的文化地平线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我们从三方面追寻这一历史之路：我们从关注空间、时间和社会范围的改变入手。”（Hermann Bausinger，1961：52） 借助于“技术世界”这一图景，鲍辛格也试图使民俗学打破一如既往的静态地看待问题的角度，关注基本的社会和文化的变迁过程，即那些最终构成了“历史”的因素，那些由于这一专业对“关注承续性”的严格强调而到目前为止被忽略不计的内容。“民众”不仅仅生活在前现代的传统之中，生活在与技术遥遥相距的古代；“民众”也生活在社会当中，他们构成了社会本身，他们存在于全部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表述当中。这样一来，“民间文化”回到了历史之中，在失去了其作为民俗学标志性的特点的同时，却重新获得了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位置：在谈到狂欢节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必去考虑日耳曼人或者圣经时代的人们庆祝它的方式，更多需要考虑的则是传统的当代形式，群体文化，休闲文化；“民歌”成了通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从文化的实际情形出发，它们完全可以和流行歌曲或者其他当代的休闲音乐相提并论。只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它们才被分成“真的”（传承而来的）和“假的”（新出现的）；如果我们谈到二战之后“被驱逐者的民俗”时，我们必须一方面关注它们的特殊形式，同时也必须将其置于当时特定的政治背景之中，即西德社会对难民群体的接纳整合过程。唯其如此，民俗学研究才有意义。 于是，民俗学被剥夺了处于历史的边缘、具有非时间性的小小的生存环境：它必须行进于历史当中，它必须面对当代，它不可以将自身的认识兴趣秘而不宣，而是将其置于现实的社会和政治当中。如果民俗学走这样的路，它就将自身置于社会科学的知识理论与科学理论的背景之下，那么，无论是从研究角度还是研究题目上看，它都成为一门从历史出发的当代科学。在这里，鲍辛格对民俗学的历史提出了特别的警告：如果对被遮掩的过去审视不足，民俗学的新定位注定要七零八落，残缺不全。“既然民俗学曾经是纳粹主义表达其思想意识最为强劲有力的阵地，那么，民俗学也必须成为发现和反思自身的意识形态的重镇，成为奠定和发展新的、有坚实基础的理论的重镇”（Hermann Bausinger，1965：177）。 在同行学者当中，鲍辛格对民俗学的设想，首先收获的是批评而不是热烈的掌声。因为他对自从威廉·里尔（Wilhelm Riehl） 以来人们已经长期习惯的问题提出了质疑——对很多学者来说，这已经关涉到专业认同感。但是，民俗学领域注定要出现的转折，却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不仅仅限于图宾根的调转船头的举动恰逢其时。毕竟，开始于1968年、以大学生为主体的抗议运动从根本上点燃了关于学术与社会的讨论，关于大学制度的讨论，关于谁为谁从事怎样的学术研究等问题的讨论。对于这些问题，古老的民俗学尽管可以一如既往地提供“民间习惯”式的答案，但是在专业圈子之外，除了为数甚微的保守派政客和群体之外，这些想法已经既不被理解也不被接受了。现在，新情况摆在了民俗学面前：慕尼黑和图宾根的“学派”使德国民俗学对自身的研究对象、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批判式的重新清理和清算。与此同时，这一专业领域的学术文化也因之而发生改变。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