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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论的尴尬： 如上所述，中国“文化史”研究并不具备“社会史”那样可资继承的传统学术谱系，也没有像“历史人类学”这般系统的当代社会科学理论可资借鉴，以促成自身表述的制度化、正当化。当“社会史”名正言顺地延袭着“士绅理论”开拓的研究脉络向前掘进，并在诸如宗族的作用及其组织角色等方面有所探索和创获时，“文化史”研究则显得左顾右盼，无所适从，不知从何处下手建立自身的新学统。 “文化史”的尴尬状态表现在它始终被夹在“国学”研究和“社会史”研究之间，无法给自己准确定位。“国学”研究的用意是破解旧有思想史谱系对传统文化的忽视乃至无理批判。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国学”基本上是打着“学术史”复兴的旗号重新获取其正当性的。从表面上看，“学术史”（国学）研究与“社会史”（底层）研究的取向完全不同，一个是重述和再释精英文人学统，梁任公、胡适、陈寅恪等人的思想在多年沉寂之后重新大热即是明证；另一个则强调“眼光向下”，关注的是那些原被精英排斥的所谓底层落后愚昧的“迷信”言行。实际上，两者却有相当一致的交集点，那就是均认为，传统思想和背后所支持的相关制度有其合理的成分，通过“传统的再造”和“发明”，都能为当代的中国变革所用，只不过两者关注的层面颇有差异。 “文化史”夹在两者当中自然会显得颇为无奈，当它面对“国学”时，因“文化史”本身就主张回避过多关注精英历史，以示自己区别于上层“思想史”的姿态，故无法与之苟同对话；当它面对“社会史”时，又在阐释工具方面无法摆脱“社会史”业已传承的历史人类学规范的桎梏与阴影，形成自身的独立品格。最后只能掇拾一些人类学剩余的理论匆忙装备自己。 具体的例子是，中国史界引入“新文化史”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人类学中强调对“象征物”应予以特别关注这一派别的刻意模仿，比如对旗帜、服饰、艺术品、建筑所包含意义的探讨。早在80年代末，高毅曾撰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一书，系统引进“新文化史”健将林亨特的思想，可是迟至90年代末，中国史界才在自己的研究中对此真正有所回应。其迟疑之处即在于，“文化史”研究无法和“社会史”研究的叙述框架做彻底的切割，因为中国社会史研究同样关注宗族、寺庙与日常生活中各种符号作为隐喻的支配作用。只不过，受费孝通先生功能学派解释的影响，大多数学者把注意力放在“民族志”式的基层社会构造的解读上，对底层生活符号和“象征物”的研究没有真正独立出来，形成区别于社会功能分析之外的有效方法。 9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界终于抓住机会，从“物质文化”的解读入手开拓自己的研究空间。特别是以探索“消费文化”为名拓开了“时尚”研究的新路径。这条路径的出现大致是为了回应和间接解读当代中国消费能量以惊人速度膨胀的历史原因，试图阐明其根源在明清两朝已呈雏形，从而把“文化史”研究建立在与当代问题意识进行对话的基础之上。但问题在于，“消费文化”的研究致力于从比较的角度揭示明清士大夫奢华生活与当代白领大款的糜烂享受之间存在某种传承和呼应的关系，却没有进一步揭示这种联系对士人和当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影响，没有和“国学”或“学术史”研究形成有效的对话格局，故台湾有学者形容此转变为从“经世济民”到“声色犬马”。 另一方面，“物质文化”的研究也没有像“社会史”研究那样为“传统的再造”和复兴提供一种历史的解释，更没有为中国政治转型中文化层面的变化及其意义提供有说服力的说明。“物质文化”的研究还过多弥漫在“怀旧”感伤的氛围里，孤悬于一种文人式的自我欣赏状态之下。 “文化史”研究重寻出路的另一个路径是，依凭“建构论”的观点重构中国文化图像。如对中华民族祖先和其它符号的解构式阅读，或者是对某一地区文化被“建构”过程的梳理，都力图和以往思想史的“根基论”解释区别开来。但这种解读也有自我消解历史的嫌疑，极易陷入历史虚无论的泥沼。 “建构论”迅速渗透到了中国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中，开始改变原有的学科布局，比如“性别研究”和“医疗史研究”的兴起，即是对国内风靡一时的“现代性”反思与批判风潮的协应。但细观中国史界对“后现代理论”的接受史，我们会发现，凡是通过对现代性批判进入历史语境的文化史研究著作，几乎都带有一种美化古代历史的倾向，似乎以前的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好，现代社会政治展现出的龌龊一面恰好可以映衬出古代生活的优雅浪漫，与消费主义文化研究那怀旧式的沉吟冥想若合符节，几乎构成了一个等式：“后现代”=“前现代”（古代），这样的等式完全与西方“后现代”从“现代”中自我引伸出来的批判风格大异其趣。面对这个荒诞的等式，我只能说，在未来的“文化史”实践中，“根基论”与“建构论”必须有机地融合起来，才能找到出路。 除“后现代理论”外，“后殖民”理论也对中国文化史研究产生一定影响。比如注重对“跨文化”语境的探索，特别关注各种“边界”状态下的历史纠结所发生的作用。但对“跨”语境的重视一旦走向极端，往往会忽视“跨”与“被跨”文化内部历史特性的把握，并有可能做出错误判断。 文化史研究中的相当一部分论著是打着“阅读史”旗号出现的，并为此积累了大量与阅读行为相关的历史资料。但国内的研究仍对阅读者心理、动机和阅读目的以及制约阅读取向的历史语境等层面缺少分析力度，似乎仍处于资料整理辨析的阶段。当然，这与中国缺乏有分量的能折射阅读群体心理精神世界的材料有关。故“阅读史”往往通过对“印刷文化”等课题的探讨展现出来，实际上变相成为“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无法独立构成一个规范性的研究派别。 (责任编辑：admin) |